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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北师大举办第五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学术论坛

2018年10月27日至29日,第五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院长江学者方维规教授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传播系张正平教授联合召集。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是“媒介哲学、认知科学与人文精神的未来”,邀请了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的十六位学者,以英语作为会议语言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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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这些学者中既有人文学者,也有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本届论坛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打破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间的壁垒,深化两者的互动,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回应新兴科学技术在过去百年间对人类文化、观念和社会的剧烈变革。同时,这一论坛主题也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切,有意识地聚焦于人与技术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激发与会学者们从不同领域出发的思想对话。


27日至28日,与会的十六位学者以主题发言的形式展开讨论。他们各抒己见,有的偏重理论,从系谱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媒介和艺术,有的关注如IMAX影院、人工智能设备等具体新兴的技术对体验的影响,有的则显示出科学家本色,向我们展示了脑扫描图提供的对人类心理理解的新可能。尽管具体的研究对象、学科规范有所不同,但与会学者都展现出强烈的跨学科意识,对封闭、僵化的学科观念保持批判,为连通科学与人文,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与回应。


会议以方维规教授和张正平教授的开幕辞开始。方维规教授提到,当前学术界流行的跨学科研究,仍然局限于人文或科学的内部,真正跨越两者界限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人文学科时常陷入困境,无法回应当代科学技术在人性论意义上提出的尖锐挑战。他希望在新的人文研究中,科学能作为内在于人文的认识因素存在,从而激活人文学科新的知识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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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艺术大学齐林斯基教授受福柯影响,提出了原子论世界观。他强调,偶然性优先于一切人为建构的意义,构成世界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历史并非铁板一块,而如一座迷宫,充斥着断裂、偏移、意外和转向。媒介研究并非某种强硬划分和武断把握,而是与他者相遇、嬉戏,在过去的断壁残垣中发掘未完成的可能,通过解放那些已逝的当下开启未来,不断为人们带来惊喜。


美国杜克大学汉森则关注军事无人机的僵局,认为计算机器及其运算过程缺乏应变性,而这种僵局是因为人工智能研究乃至于机器学习算法研究中趋向个人主义。他借助科幻电影《西部世界》中的场景,提倡以一种新型的自主关系,即注重处理社会与情感数据活动获得自主性的关系自主,来替代现在的实质自主观念。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冈克尔教授关注机器对我们生活的改变。现代生活中,机器无处不在,这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传统中以工具理论定义和理解机器,将之仅仅视为服务于人类利益和目标的工具。而现在,人工智能、学习算法和社交机器人的最新进展给这种标准的僵化理解带来巨大挑战。


深圳大学罗跃嘉教授则关注情绪与脑认知功能间的复杂互动,通过具体的实验发现情绪对执行功能的影响体现在冲突和抑制等方面,消极情绪选择性影响空间工作记忆的皮层区,FRN与P3的改变表明了焦虑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过程,有助于加深对于情绪与认知脑机制的进一步认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多恩教授以IMAX和数字环绕声这两种电影技术为研究对象,借此探讨沉浸的话语。IMAX一直与表示崇高的美学范畴保持一致,使主体以为同时既享有深刻和又能即刻感知自己的身体,这实际隐藏了对主体的猛烈的移位和错位,使主体仿佛得以面向一个延展至无限的世界。这些技术通过唤起吸纳和包围的隐喻,扩大电影(叙事)的范围,从而超越屏幕,渗透进入观众的空间。


韩国首尔大学姜明求教授的媒介研究以传统的方式关注深刻的国族问题,通过回顾以朝鲜代表队名义访韩,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朝鲜体育队、代表团和欢迎队的新闻报道展现韩国主流媒体如何展示和再现对其的仇恨。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瓦格特教授从赫伯特·西蒙的“非理性经济人”理论出发,西蒙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人本身缺乏理性,唯有依靠系统的决策理论才能做出最“令人满意”的决策,现代的人工智能的一支分支便在此之上展开,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商业项目,但人工智能系统被某种政治思想所操控,完全按照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模式运作以作出政治决策。


复旦大学的徐英瑾教授则将目光放到距离我们更远的通用人工智能上。他认为,主流英语言说者的哲学意向性理论并不能“照亮”通用人工智能(AGI)方面的问题:这些主流进路要么诉诸于外部环境因素而无法触及内在模式,要么对不同认知状态之间的渐变力有不逮。由此看来,所需的意向性理论必须能将心理意旨悬置于外部世界判断,并且能将心理模式视为允许它们之间相互渐变的对象。这两个刻画方案却都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向胡塞尔的“现象学悬搁”。


德国柏林大学的克莱默教授想要跳脱媒介根本主义的束缚,探寻一种三元的媒介哲学。她看到,媒介在使用中,一方面要顾及它所传送的意义,一方面要重塑其内容,使之适应媒介自身的结构与物质性,从而处于自律与他律的持续互动中。平面化技术是这种三元媒介哲学的一个范例。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吉见俊哉通过类比21世纪和16世纪相似的信息爆炸,认为大学教育必须为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留有一席之地,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重要性在于鼓励人们批判既有价值体系,从而使得细辨新兴价值与社会去向成为可能。例如,人文/社会科学与工程/自然科学之联合必须建基于对未来社会“时间”结构的谋划之上。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超教授则通过心理学实验,观察死亡凸显如何影响人的情绪感知以及其背后的神经机制。


张正平教授对媒介的理解则与德里达和德勒兹相关,他认为我们关于媒介的常规理解:以内容导向为主,因此媒介在输送、编码/解码以及传播的过程中始终以幽灵的形象出现,他尝试厘清在理解媒介的过程中常常被混淆的那两种连接形态。


为了延续并深化论坛的主题讨论,此次活动增设两个各具特色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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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下午举行工作坊“星与云:米歇尔·塞尔的文学、科学和媒介哲学”,瓦格特教授联合齐林斯基、汉森、吉见俊哉、张正平教授回应了听众们的问题,既有对具体电影工业的忧虑,也有对传播学发展史的文献回顾,更有他们四人对跨学科的不同理解。之后,瓦格特教授带领同学们深入阅读了米歇尔·塞尔的文本,展示了一种对问题的关切,如何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文本串联在一起,并激活其思想内涵的可能。


29日上午的工作坊“情动与社会媒介”由冈克尔教授主持。他深入浅出的向我们说明图灵测试将“机器是否可以思考”问题转化成了“模拟”的问题,这个转向让我们重新定义“人工智能”。之后,同学们踊跃提问,话题涉及人工智能与伦理、法律、哲学、社会发展的具体关系,冈克尔教授都一一作了解答,他旁征博引,时常通过对柏拉图的援引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问题“古已有之”,而人文科学的任务就是避免泛化,在此时提出更恰切的问题。


这一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论坛坚持小规模、高品质的办会风格,获得与会学者的高度赞誉,也吸引了全国各地数百名听众到场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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