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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刘家和:中国经学为人类贡献了历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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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李鼎祚撰《周易集解》 资料图片

 

编者按:

 

国内第一家以经学为名的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于近日成立。20余位学者在随即进行的“经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就经学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与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摘要发表部分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何为“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杜预注:“经者,道之常。”“经”乃常道,同时又有“体国经野”之“经”,“经世致用”之“经”。“常道”如何“经世致用”?“经”是既有常又有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古者经学“学凡六变”,每个时代均有其弊。为什么经学会有弊?司马迁所讲“承弊通变”,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历久不变。中国的“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好像是不变的,但“人之行也”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

 

这正是中国经学与西方思维的不同所在。西方哲学重理性。所谓理性,英文中译为“reason”,最纯粹的则是“pure reason”,即康德所讲的“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是永恒不变的,它表现在所有的概念都必须定义。西方人的理性始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追求永恒的逻辑理性;基督教讲究从神学到理性,然而这却不是真正的理性,反而变成了理性批判的对象;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早期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晚期如卢梭等人,均视传统为大敌,认为凡传统即不合理,他们不把传统看作历史的,认为当代的即合理的,提倡必须用理性来克服传统。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说,现代化最基本的就是理性化。那么,为什么会有后现代主义?福柯(Michel Foucault)说:现代主义理性是吃人的。后现代主义便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

 

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定义,《论语》中孔子多次讲“仁”,但没有一处给出明确的定义。樊迟两次问仁,孔子先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其后樊迟又问,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即把他人当作像自己一样的人来爱。孟子所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不正如此吗?子贡问仁,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颜渊也问仁,孔子则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提出,人只有能够使自己成为自己,才算真正的仁。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弟子的回答并不是唯一的、定义性的,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这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这就是中国经学传统中蕴含的、不同于西方的理性。

 

传统一词何解?我们可在英文中找到它的对应词:“tradition(s)”。Tradition这一形式表示不可数名词,代表一般的概念性抽象名词,可释为传承之过程,或传承之流。Traditions这一形式则表示可数名词,代表具体的事物,可释为世代流传的具体风俗、习惯、信仰、制度、思想等。它是就传承之物本身而言的,即我们所说的传统。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tradition和traditions。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风俗,具体信仰,具体的制度,具体的器物、服饰……都具有其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既保持其自身某种本质特点相对不变,又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不断量变。传承之流中具体的传承之物均有其起点与终点。人类的历史正是在上一个终点与下一个起点的勾连中不断向前。传承与创新本就是一个统一的运动过程。任何一个文明传承的过程,也就是其创新的过程;在其不断创新中,传承方得以实现。中国经学的发展也正如此。

 

中国经学是历史的理性。传统并非理性的敌人。中国经学的每个具体传统都有历史必然性,有流有变。“仁”与“礼”是中国经学的核心。“仁者,人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实际建立在“仁”上。“礼”讲究有区别又和谐起来,就不至于导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gtington)所说的文明冲突,也有助于克服现在美国盛行的单边主义。“仁”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仁”必须要依靠“礼”来实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从来不是中国本身的文明冲突。中国文化向来开放,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善于容纳外来文化。这是中国经学对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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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1日11版,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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