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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德:40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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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60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是沐浴着祖国4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秋雨成长起来的文化人。“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历史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


  2017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在书中我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葆有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显自身特出的精神。”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这40年来,经过我们这批文化人,与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在发出自身独特的声音、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崛起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今天的海外学者要“阅读中国”、“理解中国”,不能不取资于我们创造的丰富的学术成果。


  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彰显中华文化自身特出的精神方面,我们还有相当漫长、相当险峻的路途要跋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世界舞台的各种场合中,敢于拍桌子跟中国叫板,固然有赖于美国积聚一百多年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劲的科技实力,而更为深沉的底蕴,还在于他对西方数千年文明与文化的自信与坚守。今天我们要加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认为,应该而且只能从“认识自身”、“反思传统”起步。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感到自豪,而且更应该为之感到紧迫和沉重。作为中国的文化人,我们不能不用自己的生命,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任,鞠躬尽瘁,踽踽前行。正如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批60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可能再有40年的学术生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批文化人的身上,天生秉赋了一股“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自觉自愿地把我们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奉献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


  当然,对我们来说,扩而广之,对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仅仅有这种任重道远的志向和汲汲以求的毅力还不够,更应该有“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


  当下我们生活的学术环境,遍布着“烙煎饼”似的教学改革,“剪刀加浆糊”式的教材编写,层出不穷的项目申报、开题、结项,接连不断的教学评估、学位评估、学科评估、学校评估,走马灯似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令人炫目的“高薪聘任”……我们还能够在忙碌、嘈杂与焦虑中,保持一种书生本色,或持卷苦读,或沉思冥想,或伏案著述,如曾点浴沂,自得其乐吗?


  40年来,亲历了“西学东渐”的来势汹汹,“文化研究”的风起云涌,“重写文学史”的此起彼伏,“乾嘉考据学”的死灰复燃,“国学热”的铺天盖地,“百家讲坛”的莺歌燕舞,微博微信的“国民狂欢”……我们还能够在书山学海中孜孜矻矻地跋涉,始终保持对学问的敬畏、对学术的虔诚,做一个寂寞的“学问守摊人”、“学术探索者”吗?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该书集结了几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队伍,凝聚了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成为近20年来最为普及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教材。而我觉得更具有启发意义和深远价值的是,在编纂这部文学史著作时,袁先生提出了“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则。


  按我的理解,“守正出新”就是笃守正道,探索新知。“守正出新”的要旨,决不仅仅在于揭示何为 “正”、何为 “新”,如何“守”、如何“出”,更在于警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学术研究仍然必须坚守“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始终以“正而新”为鹄的,以“守而出”为内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作为文化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以文学研究为对象,以“求仁得仁”为本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深刻地揭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和智慧,以历史之光烛照现在、彰显未来。我愿以此自励,并与各位学界同仁共勉。


(作者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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