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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的演变经过

        校训是一所学校的文化名片和品质象征。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经启功先生手书勒碑以来,在广大教师、社会大众中广为流传,现已成为最具有北师大标识度的“金字招牌”。在115年的办学历程中,北师大校训几经变化,有着一个孕育、调整和定型的演变过程。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管窥北师大人矢志教化、育人兴邦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追求。

   

中国大学之有校训,始自清末。中国大学开始重视校训建设,是在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校都有校训且能“各美其美”,则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期,清政府就以皇帝诏书、学务大臣和学堂监督训词等形式,对学堂师生明示宗旨、强调学规和指明治学服务的指向,当时称其为“垂训”。因其言简意赅、“垂训”者有权有威,其影响能达到一定的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在“校训”的意味和功效。

     

1898年,清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其中强调“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不仅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宗旨,也是对此后学堂师生的进学要求。1904年,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就职,他的就职演说异常简短,“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八个字,精炼有力,既指向明确又要求具体,有学者把它称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校训。1909年6月,独立设置后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搬迁新址,张之洞出席开学典礼,训词称“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为标准”、“做北斗”,一度成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办学追求。

 

1912年,陈宝泉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沿革而来)校长,他提出了“诚实、勤勉、勇敢、亲爱”的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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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学校将这八字浓缩为“诚勤勇爱”,写进校歌,要求师生“学日进,德务滋”,力行校训,“无愧为人师”。这个校训在北京学界影响较大,有一定的社会关注度。1919年,蔡元培先生来北京高师做“科学之修养”的演说,其中就专门谈了北京高师的校训。他说,“‘诚’字之义,不但不欺人而已,亦必不可为他人所欺。……故欲力行‘诚’字,非用科学的方法不可。 其次‘勤’。凡实验之事,非一次所可了……反覆推寻,不惮周详,可以养成勤劳之习惯。 再次‘勇’……凡作一事,能排万难而达其目的者,皆可谓之勇。……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凡此二端,均由科学所养成。再次‘爱’。……若科学,则均由实验及推理所得唯一真理,不容以私见交易一切。是故妒嫉之技无所施,而爱心容易养成焉”。蔡元培的解读,虽然是为了推介“科学”,但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北京高师校训的内涵。这个校训有以下特点:一是本于“以成已成物为励学及服务之方针”;二是着眼于“造成完全之人格”;三是取法于“进学”“滋德”的教师教育要求。它曾长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

 

1923年高师改大后,范源廉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与北师大有较深的渊源,曾三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对于办大学、办教育和办师范教育有着深刻的体会和高屋建瓴的见解。1924年6月,范源廉为毕业同学题词“以身作则”,并加以注释:“师范大学毕业诸君以教育为职志,特本‘言教不如身教’之旨,为书四字与同学录,共勉之。”范源廉虽然不久后即去职,“以身作则”的题词却融入北师大人的血脉。此后,“以身作则”被学校师生奉为校训。在范源廉所作的校歌歌词中,倡导“植立师道”,主张“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在精神上与此校训也是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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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西迁,与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合组为西北临时大学(后改称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文,要求“全国公私各级学校务各制一特有之校训及校歌”。随后,西北联大常务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合组各校校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了“公诚勤朴”的联大校训。关于这个校训的内涵,黎锦熙先生的解释为,“公”以去私,“诚”足去弱,“勤”可开源,“朴”能节流,勤朴公诚是民族苦疾“贫、愚、私、弱”的对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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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要求各级学校以蒋介石裁定的“礼义廉耻”为校训,西北联大及其分出校虽名义上服从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实际认同的仍是“公诚勤朴”校训。西北联大解体后,北师大从联大分出并西迁兰州,1946年在北平原址复校,学校虽屡受调整、遭遇波折,但学校的传统却得到了坚持,办学精神上与从前仍一脉贯连。

 

20世纪90年代,面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全校师生在筹备“211工程”的建设中,也在反思学校的文化建设。1996年,北师大启动校训征集活动,邀请校内专家学者共提方案。早在1993年,启功先生为北师大出版社有个题词——“师垂典则,范示群伦”,这个题词刻石放置于出版社大楼前。校训征集活动中,“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受到关注。考虑到其“稍嫌艰深”“稍感平板”“过于静态诠释”,启功先生也不同意以此为校训。“学为人师,行为师范”提出后,大家高度认同,加之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发文推介,全校师生更是交口相传,媒体也开始注意并不断有报道。1996年11月4日,学校校务会议明确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定为校训,并请启功先生赐墨勒碑,先生欣然从命,这就是今天我们走进北师大南门看到的校训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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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延续了北师大的精神和传统。它与优级师范学堂时期的“树风声”“为标准”的追求、北京高师时期的完全人格养成的理想、改大后的对于言教与身教关系的重视,均有精神上的契合。二是简约而义达,言语通俗而意旨高远。赵仁珪教授说“它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老师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行于日常,用作箴言,是可终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事业理想。三是对中国的优秀教育传统、师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中国典籍中关于士人优秀品质的阐述内容不少,对于教师言行提出要求的观点也不少,相应的名言警句比较容易找到,但八字校训并非简单的照搬它们。启功先生专门对校训有所解释: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问、知识以至技能。仅仅具有还不够,须要达到什么程度?校训讲得明白,是要能够成为后学的师表。师表的标准,我们都能理解,不是“职称”、“级别”所能衡量或代表,这是不待多说的。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品行,这包括着思想、行动、待人、对己,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够成为世界上、社会中的模范。八字校训针对了北师大的实际、师生的实际,结合了时代的要求、国家的需求和学校的使命,超越了传统的德才、言行、身教与言教的关系认知,生动平易地诠释了北师大的办学理念,深刻隽永地明示了学校师生治学服务的根本遵循。

 

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广大师生,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谈到北师大的办学,总书记特意引用了“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校训,这大大激励和鞭策全校师生恪守校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励耘于祖国教育事业和文化传承创新事业,不断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党和国家满意、人民满意的优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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