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她，是一位灵魂有香气的女教授，却也始终践行着“戒骄戒躁戒任性，耐劳耐苦耐吃亏”；她，无意间进入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殿堂，却用一颗火热的心去为之付出万分的努力，只为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以期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更好地现代传承。王宁老师讲述了她与传统语言文字学结缘的成长故事，为我们娓娓诉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传统如何在当代传承，以及多年来从事妇女工作的肺腑之言与殷切希冀。于她而言，保持人格中的本真是永恒可贵的品质，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年至1964年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文字训诂学）研究生毕业，师从我国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1983年正式调回北师大任教，现仍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至“十二五”规划语言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审定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技术标准委员会汉字分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她是我国最早用计算机手段进行古汉字与古汉语信息处理的学者之一，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创建理论训诂学、汉字构形学、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汉字字体学、书写汉字学和舞蹈生态学等多门新学科，并对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有诸多贡献，是《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工作组组长。她曾是北京市第九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委员。还曾兼任过高师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改革中文专业召集人、全国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担任过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曾是首都女教授联谊会（北京市女教授协会前身）第一届副会长、二、三届会长和第四届名誉会长。
不意进入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殿堂
我进入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从不自觉开始，到不得已而为，再到自觉为之奋斗，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国学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他是一位重视子女教育的严父。父亲是书法家，别人求字多了，他会攒在一个星期天写。写字时总是要我去帮他铺纸、研墨。有一次，父亲写完字问我要不要也给我写一幅，从此，我的书桌前一直贴着父亲写的一幅警语对联：“戒骄戒躁戒任性，耐劳耐苦耐吃亏”，我此生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克服娇骄二气，学会吃苦耐劳。十二岁以前父亲教我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给了我基本的古代文化知识。小学三年级时，我迷上了数学，上中学后，仍然爱作数学难题，高中毕业一心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不料想学校动员我，要我同意保送北师大中文系。这和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差万里，但那时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以国家需要为个人志愿，于是我就放弃了个人爱好，到北师大中文系学习。
50年代的文学对社会的进步有引领作用，学中文，当然奔的是文学。1958年大学本科毕业，按照国家需要至上的思想，我报名支援西部边疆教育，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又不料想，因为普通话说得标准，分到了汉语教研室。我在青海教了三年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虽然并非自己所愿，但仍然要求自己做得“最好”。青海是一个缺氧的高寒地区，省会西宁海拔2100，比中原地区缺氧24%，因为气压低，水到82度就开了，如果不用高压锅，米饭总是半夹生，馒头也总是粘的。生活艰苦尚能克服，工作的艰辛更是一言难尽。尽管这一切都在“建设边疆”的崇高理想激励下克服了，但在努力工作之余，渴求理解和渴望学习的心情难以抑制。
1961年，教育部决定招收第一批文科研究生，条件是在本专业工作三年，教学效果优秀，还要考两门外语。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允许报考，考上后，便来到陆宗达先生的文字训诂学课堂学习。就这样，我无意之间跨进了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殿堂。
陆先生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股军章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他在40年代登堂入室，做了章太炎先生大弟子黄季刚（侃）先生的嫡系学生。“章黄之学”是“乾嘉之学”的延续，是一个维护国学、继承传统很重要的学术派别。乾嘉之学在清代以考据为主要手段，专门研究经学、“小学”。章黄之学不仅继承了这个特点，而且赋予这个学术领域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弘扬传统的历史使命。那年我25岁，满怀激情，章黄之学背后深刻的民族大义激励我尽快入门，所以，我那时学习是百倍努力的。
尊崇师承变“不意”为“有意”
跟陆先生念书，小时候不管受到多少国学教育，在中学和大学里不管学了多少文言文，都是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对研修章黄之学是远远不够的。第一年点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同时用大徐本作《说文》系联。这工作就是把《说文》甲条中与乙、丙、丁……诸条有关的各种形、音、义材料，全部抄到乙、丙、丁……诸条下，九千多条一一如此处理，毫无例外。段注的后面，明明印着一个《六书音均表》，但陆先生不让看，要我们自已把《说文》的非形声字（包括象形、指事、会意），按黄季刚先生的二十八部十九纽全部填入韵表，再把所从之字系联上去，九千来个字无一例外。开始做着还新鲜，有时能碰上几个疑难问题，翻翻弄弄，兴头挺大，但耐不住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干这么一两件事。半年以后，陆先生开始请萧璋先生为我们讲《毛诗》，请俞敏先生为我们讲《马氏文通》，他自己讲《论语》《孟子》和《左传》。老师们讲的篇目并不多，可要求我们自己连白文加注疏一起点读。本来，《论语》《孟子》的白文不少人都是通读过的，可陆先生指定的书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这两部书引证经、史、子书之广博，当时实在令人吃不消。我记得初读时光查、记引文的书名、篇名，就整整折腾了一两个月，这才不至于把人名、官名、书名、篇名当生词给讲到文儿里去。我印象最深的是听也是黄季刚先生弟子的刘盼遂先生讲《说文》的《一部》和《亥部》。《一部》加重文共六个字，《亥部》加重文共两个字，这八个字，刘老讲了三回没打住，又补了三回，于是我的笔记上错别字加拼音，整理笔记比听课用的时间还长。听讲是这样，自己点读古人的注疏会是怎样，那就可想而知！我在日记上记着，1962年4月，我把点读过的《说文解字注》拿去给陆先生看，陆先生一边翻一边笑，没批没改，只对我说：“再去买一部重点吧！”连着点了三遍《说文解字注》，还同时把《说文》大徐本和小徐本仔细对校了三遍，心里刚豁亮了一点儿，又上来一门音韵学。有了填韵表的底子，声、韵、调不生疏了，可等韵学的那些跟现代科学难以挂上钩的术语，也够让人头疼一阵子的。幸亏陆先生讲音韵学从来不先摆弄空泛的道理，总是从实际的训诂材料出发，要我们先把该背的背下来，用熟了，才过细地讲音理。后来我知道，陆先生跟黄季刚先生念书的时候，季刚先生就是这么教他的。
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当代意识的人，与古人的隔膜说不清有多厚。在过古书阅读关的同时，我还认真地选了一门马列原著选读课，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六本哲学著作，两者的反差使我无限惶惑，陷入矛盾与思考之中：一个现代人如何尽快地去接近古代？面对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古代文献，我们这一代人继承遗产的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如果我们过这一关还这么艰苦，还有可能再往下传吗？我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努力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终于从自己学习的甘苦中明白了：一个略通训诂学的现代人，首先需要积累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注释、纂集、考证材料。要想在同样勤奋的前提下加快这个积累的过程，重要的是做一个明白人，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形成语感与明了语理是相互促进的，熟读与弄懂应当同步进行。从那时起，我便对训诂材料中反映出的诸多文献语言现象进行理性的思考。那时候，我每两星期到陆先生住的前清厂去一次，一方面给先生办事，另一方面有机会就问问题。其实，笔记上、书头上和心里攒下的读不懂的书是一大堆，但我从不去问“这段书怎么讲”或“这个字怎么解释”。陆先生常说：“书看不懂，再往下看，看多了就懂了，不要急着问。”我也觉得，占用老师那么宝贵的时间问他一两个字，等于拿老师当字典。尽管陆宗达先生对古代训诂和《说文》的熟悉程度，够得上一本“活字典”，但学生这样来消耗老师的时间，是很不恭敬的。我问的问题应该是：“这个现象该怎么理解？”所以，我每次去先生那儿之前，都要把读书中遇到的各种现象作一个整理，并试着去解释它，然后拿到先生那里去请教、讨论。久而久之，这种师生的讨论形成了一种习惯，每次我去，不等我发问，陆先生总是先说：“上次咱们谈的那个问题，我又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个问题我正等你来一块琢磨琢磨。”也有时候，先生已经把好几本书翻开摊在桌子上、椅子上，专等我去了指给我看，我得到这种指导的益处实在太大了。我体会到，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把握现象，从现象的分析解释跨越到对自己本民族语言的理性认识，再把这些理性认识放到普通语言学的大环境中去思考，这是一个认识升华的过程，是摆脱盲目从材料出发的烦琐、重复的一剂良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学会读书，也开始培养自己重视理论的素养。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理解了自己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也理解了自己的太老师黄侃先生、章太炎先生，他们在传统被全盘否定的时代，把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无限眷恋，转化为认真去选择和培养学术继承人的教育责任感。而他们也在教导新一代有志青年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足迹踏向现代。这种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便成为我坚守在自己专业领域的一种动力，永存在我心里。继承传统语言学的“不意”渐渐转成了“有意”。
普通人民的感召促使我一往直前
1964年，我自己感到已经走出困惑，读书之“苦”虽未绝对结束，但“苦尽甘来”的程度却在日渐加深，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自己抓住了传统语言文字学方法中的许多朴素的或彻底的辩证方法，在感受古今差异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古今的沟通，这更是让我喜出望外。研究生的幸福时代也就在这个新的起点上结束了。在这里，我还要说到的是我同届的八位研究生同学——王玉堂、杨逢春、谢栋元、钱超尘、余国庆、黄宝生、傅毓钤、张风瑞。我们是50-60年代第一批专门面对古代“小学”的研究生，我们一起承受了批判“厚古薄今”的巨大压力，经受了自身的古与今思想冲突的考验，经历了步入古代文献的艰苦学习历程。陆宗达先生常常提起我们这些他的头一届研究生，他为了带我们牺牲了其他重要的机会，但他说，他不后悔，他在60年代初，便使那么多的年轻人站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这是他献给国家的一笔财富。
毕业时中文系领导找我谈话，他们说，陆先生希望我留在他身边，但那一年北师大中文系没有留校的指标，我可以先去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工作一段。但他们又说，我属于“在职研究生”，青海师范学院的校长曾经到教育部来要教师，也顺便提出希望我回去。所以，是留是回，由我自己决定。我心里明白，只要自己表示愿意留在北京，是完全可以如愿以偿的。想到青海三年的种种不顺利，留在北京就教老师、照顾母亲的愿望难以抑制，但是就在这一年，“学习雷锋”的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再次回到青海。现在的青年人无法理解50年代大学生的心态——他们大多在中上等经济条件的家庭中长大，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期盼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把学习的优秀和政治的进步当成铸造自己的标准。他们对祖国的强大有着一股痴情，希望达到“忘我”的境界而进入“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他们的确很“傻”，但那种坚定的进取心和自我改造的意志实在是万分可贵。
我回到青海后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被无限强化了的理想，又时时在胸中翻腾。曾经吃过那么多苦头读得刚刚入门的书，内心无限珍惜，舍不得放弃。每次下乡，《说文》和《十三经注疏》，总是选几册线装本夹在枕头里带下去，后来改带《史记》、《诸子集成》。怕把音韵的字表和韵部忘记，抄成一张张的小纸片，藏在笔记本的包皮里头，有空就拿出来温习温习。为了独自看书，常常争取住在老乡的柴房甚至马圈的边上。和淳朴的农牧民相处，我有过几次十分强烈的震撼：有一次，房东家里宽绰，自己可以单独在柴房的炕上睡。出乎意料的是，偷偷读书偶然被房东和农村干部发现了，我以为自己找来了祸事，但他们非但没有让我遭受打击，反而送来了心照不宣的保护和尊重的目光。那天晚上，我忽然发现，房东让她的小女孩锁儿，偷偷在我的油碟里加了两根灯捻儿，怕夜里寒气太重，还用一块破毡挡住了我的窗户。烧灰肥是青海山区十分艰苦的农活，照例，这种活我们是必须跟着上山的。可出工的那天，大队长忽然把我拉出队伍悄悄对我说：“人手够了，你别去了，在家念你的书吧！”面对一年只有180斤原粮、土豆熬汤多加一把青稞面就算过年的善良农牧民，我忽然明白了，自己读的那些书，农牧民谁也不懂，但是他们希望我读，鼓励我读，帮助我读。我有一种顿悟的感觉：自己已经得到一种真正属于祖国和人民的理解和默契，而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找回他们自己的文化精华，这应当是我从事这个专业的更为根本的目的。在农牧区，我接触了经验丰富、聪慧有加的老者、渴望读书的孩子、遇到任何挫折都不屈服而求生抗死的妇女，以及富有正义感、敢作敢当的基层干部。我不知道自己的所学还有没有用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拥有这样人民的祖国不会没有希望！
我的年轻朋友和学生，常常奇怪我会在讲解一个与现实并无直接关系的传统文化命题之后，不知不觉地提到“还没有获得温饱的人民”——或许，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经进入中国硕士、博士学习阶段，和我说的那些还处在文盲阶段的人无论如何搭不上话了，也或许，他们以为这是50年代的人“过时的说教”。我想，这恐怕就是一种“代沟”吧！我深深感到年轻一代在聪颖和智慧、锐敏和强记，甚至为达到某种目的坚韧与刻苦方面，都会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但是，他们的心里能否充容着对自己民族的深爱，对祖国和人民的尊重和顾惜，和守住自己民族文化精华的高度责任感？唯有有了这些，他们才能跳出个人名利的诱惑，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为伟大的事业而甘于自身的平凡，保持自己的强大而不去欺凌弱者，在人格和学术上，获得双重的成功！
或许正是这个潜在的动力，使我能够忍受各种艰难、委屈、压抑，留在这个被称为“长线”、“冷门”的岗位上。也正是那种与民族、人民默默相通的感受，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我的太老师章太炎先生和黄季刚先生，他们在那个国学被全盘否定的时代，宁肯背负“守旧”的十字架，为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读了、批注了那么多的古书，季刚先生直到49岁临终的前一天，仍手不释卷。他毅然抛弃仕途，嘲讽名利，背离时潮，坚守故辙，这绝不是任性，更不是保守。民族文化是不属于个人的，它是若干代人共有的财富，践踏她、舍弃她，甚至冷落她，都是对人民的一种背叛。我明白了陆宗达先生提起季刚先生为什么怀着无比的崇敬，他又为什么坚持用季刚先生教他的办法来教我们。
我的心正是在那些被饥饿和贫困笼罩着的山村和草原上，面对不识字的父老乡亲而安定下来。我那时便已完全懂得，传统语言文字学讲究的是朴学精神，古文经学家喊出的口号是“为实”和“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应当从现存的典籍中，通过语言文字的解读，找回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这门学科是解读古书的工具，但自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的学科，比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学科，已经注定是“冷门”，研究历史文化的工具学科，当然更得是“冷门”。“冷门”不等于不重要，相反地，因为需要的人不可能很多，反而更要精心保护。再加上，一进入这个学科的门儿，从打基本功起，就得不断地读书。或从第一手材料里找到解读疑难字词的证据，或从第一手材料里归纳总结语言文字的规律。这个掌握第一手材料的过程，无论如何不能跳跃，也不能减少。这门学科和急功近利、风头主义的浮躁风气，永远是格格不入的。能守着这个专业坚持到底的人，应该既是养成了踏踏实实治学态度和读书习惯的老实人，又是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感情，富有高度责任感，从而能用一颗火热的心为之献身的智勇者。在阴冷的山谷里，夜听松涛呼啸，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是否愿意忍耐寂寞？是否能够吃尽苦头？在青海这样的文化教育不发达的西部高原，茫茫然不见前路，我不断问自己，如果永远没有风风光光地传播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自己能否像黄季刚先生那样，通过教育，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些文化的火种？我也不止一次地回答自己：“我愿意，也能够这样做。”我对自已说：“如果有一天，我还能从事自己的专业，我将去其艰涩，求其平易，让它尽量贴近普通人。”
为民族文化的现代传承迈出新的一步
1976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转折，从这一年起，学坛开始复苏，教育开始振兴，也使我献身传统文化教育事业的夙愿得以实现。那时候，我已被迫离开学校，在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作影剧、音乐、舞蹈评论工作。1979年，我又被借到文化部去从事电影剧本审查工作。但是，从事传统语言文字学教育的志向不减当初，我时时准备拒绝文艺工作，仍然回到学校去教书。这一年，陆宗达先生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要把1957年写的《训诂浅谈》扩充为《训诂简论》，出版社天天催促，工作进展却十分缓慢。陆先生把我找去，要我帮他在最短的期间完成这个任务。我得益于念研究生时与先生的师生对话，得益于保存了二十年的谈话记录和自学笔记，按先生的意思完成了书稿。其后，我陪陆先生去中国社科院等处讲《说文解字》，也是借助于对老师教诲的时时研习，我总能不需指示便替先生写好板书。陆先生曾说：“带着你，我省了大事儿了！”也许正是这种教与学的默契，陆先生萌发了要把我调到身边的念头。他催我返回青海师大去上课、评职称，同时向学校和教委申报调我来师大作他的助手。于是，我放弃了即将拥有的优越环境，准备回到本行教书。但是，调回母校虽有陆先生的极力奔跑，仍十分艰巨。经历了整整4年，到1983年，我才在许多界外朋友的无私帮助下，最后得到段君毅书记的亲自批示，正式调进北京。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回到陆先生的身边工作，直到先生逝世，前后整整八年，我和自已的老师有机会更深入地继续60年代的那种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讨论问题的中心是创建训诂学基础理论。汉朝、唐朝和清朝的训诂大家，对语言文字现象感受十分锐敏，要害抓得十分准确，最后的结论总是那么出奇制胜，让人初时料想不到，接下来又似乎尽在意中。其实，这正是他们有一种内在的思路，因为这些思路符合了规律，所以这些大家的工作很少出错儿。可惜的是他们并未把这些思路总结成通论，他们在描绘现象、阐发规律时，又不太讲究使用科学的术语，这就使初学者学起来赞叹不已，自己一作却迷于歧途。我曾不只一次对陆先生说：“50年代，是您的《谈谈训诂学》和《训诂简论》带头呼唤训诂学的复生，但是没有奏效；60年代，是您带头培养了一批训诂学研究生，为训诂学的复生作了人才的准备；80年代，您理所应当成为训诂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带头人，使训诂学有条件进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课堂，并引导更多的现代青年接受这门有用的学科。”我向陆先生呈上自己的学习札记。这些札记我是在农村、牧区和做文艺工作的时候抄写干净、编辑起来的。80年代初我回青海开训诂学时，曾将最基础的部分写成《训诂学》讲义，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教学效果。陆先生让我再作一些加工，写成文章再集成1983年出版的《训诂方法论》。为了配合《训诂方法论》给读者提供综合的训诂实例，根据陆先生的指示，我还同时整理出了一本《古汉语词义答问》，可惜这本书到1986年才正式出版。从1985年起，我协助陆先生带研究生，教学和指导论文的工作，这对训诂学基础理论的创建既是促进，又是检验。我在这些工作中的体会是，每一回我弄明白了一个“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自觉了，一旦自觉了，书就读得快、记得牢，分辨和把握同类现象也就准确了，遇到疑难问题往往轻车熟路，易于解决。我明白，一个知识结构与古人完全不同的现代人，是要用科学规律来思考的，不会甘心只知“当然”，而不追究“所以然”。这就是黄季刚先生所说的“明其理”和“得其法”。1996年，我出版了进一步思考训诂学理论的《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月版），我在自序里说：“一个略通训诂学的现代人，首先需要积累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注释、纂集、考证材料。要想在同样勤奋的前提下加快这个积累的过程，重要的是做一个明白人，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形成语感与明了语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熟读与弄懂应当同步进行，轻视理论和轻视材料的不聪明并无二致。”
我从自己走过的路体会到，创建基础理论，对引导初学者入门和防止务求者步入歧途，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没有忘记自己在山村、牧区存之于心的誓言：要对训诂学“去其艰涩，得其平易，使之更接近普通人”。在《训诂学原理》的序言中，我说：“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普及是忽略不得的。一门学科一旦走入‘象牙之塔’再也走不出来而与社会隔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总结基础理论的确是一种不易被承认的工作。一种现象，初接触时迷惘困扰，脑子里翻江倒海，一旦弄明白了上升到理性，说出来却是如此平淡无奇。凡是总结得成功的规律都是十分平易的，不像解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生僻字那样显得功夫深。启功先生把关于古代文化、文献最平易的基础知识称作“猪跑学”；其实，没真正赶过上百上千头猪的人，还真总结不了“猪跑学”呢！如果没有人传授“猪跑学”，而让每个现代的年轻人都到古书中云里雾里地从头摸索，我们将要损耗多少宝贵的时间，吓跑多少满怀热情奔这个学科而来、又思想准备不足的青年人啊！
陆宗达先生去世已经二十多年，我仍坚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了有效地保持传统，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陆先生当初带我们那样亲自带读古书，要求学生点读《说文》和《十三经注疏》，引导学生养成逐字逐句将一本书连同注疏一起从头读到底的良好读书习惯。但我知道，时代要求于现代青年学者的，比我作学生的时候要多得多：为了和国际学术界对话，他们要学习外语；为了充实更可靠的新材料，他们必须学习出土文字和新的典籍；为了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他们要广泛搜集全世界的学术信息；为了获得科学的方法论，他们还需要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我们这一代人，要帮助他们解决古书阅读中的困惑，使他们由于理论的具备、自觉性的增强，而加快对第一手材料积累的速度，还要为他们使用先进的计算机，更大量、准确地贮存和整理材料，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1994年起，我们创建了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建立了计算机为研究手段的古汉字与古汉语实验室，不断完善汉字构形学和理论训诂学，努力使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现代接轨。这一切无非是希望使传统语言文字学更适应当代，对青年人多有一点吸引力，而防止这种对弘扬民族文化十分有用的学科再一次地断裂。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也希望在21世纪，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里能产生更多的出类拔萃的人才！
到了21世纪，计算机对当代社会生活融入很快，人文科学吸收了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研究方法，有些地方也必须采用计算机手段。在传统文化采用计算机手段的问题上，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和做法：一种看法，认为计算机在帮助传统语言文字学存储和检索材料、加速浏览阅读、改进研究方法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人急功近利，事事依靠计算机，不再塌下心来夯实基本功，闲着人脑光用电脑，过度量化忘了人文科学还要研究个性和评价，这两样是电脑无论如何完不成的任务的，结果是把人文科学的人文性取消，把复杂的人文现象简单化；有些计算机专业的人员，还有“技术至上主义”，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凭借技术实现的，他们不明白，电脑没有人脑提出问题、指出规律，是一事无成的。电脑程序不但要编写，更要训练，都不是纯技术能够解决的，人机对话的主导是“人”而不是“机”。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电脑操作与传统的表达方式有冲突，又以为电脑资料一律不可靠，连扫描的古籍都不相信是原貌，他们固守一切“手工操作”的做法，不相信很多问题凭有限的少量材料会有“一孔之见”的片面性，只有海量材料才能见到真相。有些人甚至把一些社会上不如意的现象片面归罪于电脑。他们认为，现代青少年写字水平下降，就是因为有了计算机。按照这个逻辑发展，要继承传统，必须取消现代化；如果真是这样，人类是不是要去钻木取火了？他们不明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必然是有衔接又有差异的，但不应当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传统要想在当代传承，必须具有现代化形式，而现代化手段如果不关注文化传承，就不能起到服务现代社会的作用，也就是无能的、不完善的。青少年写不好字，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丢掉了历史借鉴、弘扬传统的意识，衡量人的价值只看他能挣多少钱，能不能“耍帅”，而不看他全面的文化素养。字，只有写，才能亲和。光看字，是亲近不了它的，只是一个视觉的接受者，怎么能对字有感觉？要去写字，才能产生亲切的心理过程，发生情感的变化，养成对汉字的审美意识。这正是一种汉字文化素养培养的过程。有些人以会说几句英文为荣，而不以把汉字写得七扭八歪为愧。这种意识一旦进入了自发的审美观层面，即使没有电脑，又怎么能让青少年写好字？放弃读写、抛弃历史、一味崇洋、连中国字都写不好，这样的退步怎能归咎于计算机！
有一件事在我心中是很神圣的，那就是教育。孔子周游列国，对政治失望了，就从事教育。孔子之伟大，首先在于他是主动的教育家，而不是一个依附他人权势的政治家。他通过教育的渠道体现和传播了他的思想。只有守住教育，才能守住未来。要实现一种学术目标，就要作好高质量的教育传承，这是我从不放弃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甚至不放弃对中小学教学关注的动力。也有些好心的朋友问：“你有那么多好的想法，为什么先在课堂上讲出来，而不赶快出书？出书才能获奖”。人各有志吧！至于荣誉，当然不是坏事，但有时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妇女工作与女性问题研究
1994年，为筹备1995年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学校委派我去参加陈慕华、雷洁琼等中央领导人发起的“女教授联谊会”，并担任了首届联谊会的副会长。会长是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常书鸿的女儿常莎娜，她既是名人又是领导，非常忙碌，知道我是中文系的教授，就把“女教授与女大学生”论坛的组织策划工作交给我去做。当时北师大党委书记李英民找我谈话，叫我同时去担任校女教职工委员会主任。说起李英民老师，我要在这里多说两句。李老师原来是数学系的总支书记，数学系从来都是一个和谐、敬业的集体，我总觉得和她的榜样作用有关。李英民老师做事公平、为人低调、是非分明，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向她述说，她总是十分通情达理地设法解决。她自己的生活极简朴，也从来不说什么豪言壮语。我内心十分敬重她，把她当作可以交心的领导。如果不是李英民老师让我去作妇女工作，我一定不会接受；因为当时我自己就很轻视妇女工作，认为那是婆婆妈妈的事情。我是一个对任何接受了的事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的人，做了这件事，认识了许多这条战线上的奉献者，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一篇纪念全国妇联已故的黄启璪副主席的文章里说：“从担任北师大女教职工委员会主任到现在，我业余进入妇女工作领域已经8年，在教学科研超负荷运转的同时，妇女工作占去了我许多的时间，占有了我相当多的思绪与情感。在这8年里，我脑海中常常浮现的，是我24年在青海农村、牧区结识的阿奶、阿嬢、大妈、大嫂，她们在食不饱、居不安的日子里经常保存着爽朗的笑声，她们在烧灰、拔草、担水、扬场的繁重劳动中总是透露出无比的轻松，非常自信地用自己的眼光去分辨是非。是那段回忆伴随着我，去了解那些奋斗在高等学校的女教授们。两种文化差距极大的妇女群，同使我感受到中国妇女的纯净与坚韧、正直与智慧，使我对妇女工作从不情愿到难以推脱，从勉强投入到无怨无悔。在这8年里，我还接触了许许多多妇女工作者，她们大多是当年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面对着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妇女，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执着地带领那个勤劳、正直、努力、聪慧、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付出过巨大牺牲的优秀群体，争平等，争发展，争权益。他们代表着母亲、儿童——社会发展实际的主体，工作却常常处于边缘，即使是在世妇会那样的国际论坛机遇中，她们的辛劳也不一定能进入全局工作的主流。她们被提拔到其他岗位的机会非常少，所以，她们很难有机会把自己在无数经验中拾掇起的先进的性别意识，带进那些性别意识荒芜的领域。但是，她们似乎传染上了中国妇女的‘只问耕耘，不计收获’的惯性，高高兴兴地在自己的园地里播种、浇灌、刨锄，为姐妹们的成功感到极大的快意。她们是我遇到的最不具有官僚气、最具有平常心和人民性的领导。”我觉得，为这个弱势又优秀的群体做一点事，是应该的，也是正义的。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国际上和我国妇女界的一件大事。我在大会期间，组织了NGO论坛的女教授和女大学生对话论坛，成为我国高校女性理论开拓空间的首例。我还与首都其他高等院校不同专业的女教授合作，跟世界许多国家的妇女精英对话，在北京市和国家级的平台上，建立中国知识女性的话语权。在这些方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是有比较明显的收获的。
我想告诉在座的年轻人，从事妇女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女性歧视的偏见有时不是来自外部社会，而是来自女性本身。有的女同志问我：“你已经在学术上有了一定的成就，干嘛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呀？”她们自己是妇女，但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的压力也给女性自身带来了自卑，这是更可悲的。我在青海工作多年，接触了大量的基层社会、农牧区普通妇女，我对她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存压力感同身受。许多自身需要发展又举步维艰的女性师生道路曲折。在妇女工作中，常常是费力而对个人没有收获的，但是我想，不要把个人荣誉看得太重，真正需要得到的，是人生和事业上的充实。自己的工作是否尽力，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智慧，敢不敢面对各种学术挑战，肯不肯坚持做艰苦而又没有名利的工作，这些才是永存于人格中的真的东西——真的东西是不需要依靠外在评价来支撑，更不会被任何强大的外力所剥夺的。
妇女事业发展的程度是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在21世纪的中国，妇女地位已经有了很大改观；新时期以来，高校的女教职工和女生的比例已有了大幅提升，这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国的妇女发展之路还相当艰巨。由于市场化，又由于法制不健全，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后果常常是弱势群体来承担，而女性首当其冲。一个正直的人在为社会奉献的时候，要雪里送炭，不必锦上添花。媚上、媚俗、随波逐流是最容易的事，一个正派人会去做吗？保持中国妇女的忠厚、诚恳、坚韧和大度，为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为大多数弱者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之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