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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健:从测量工到大学教授

金秋,北京师范大学举行1977、1978级校友入学40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来自海内外的近400名1977、1978级校友重聚母校。他们四十年后再相会,光阴见证,岁月体验,挺胸膛,笑扬眉,再话当年事。北京考试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教授朱小健。他畅谈40年前恢复高考对他、他的人生以及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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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两次高考终圆大学梦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40年来录取率最低的一次高考。据统计,当年参加高考人数570万,而实际录取人数只有27万,录取率约5%。您是那年就参加高考的吗?


朱小健:是的,恢复高考那年,我就参加了高考。我1968年10月下乡插队,那年才15岁,18岁时当了一名钢筋工,20岁起到安徽省安庆水电勘测队当了6年测量工,期间参与测量水库、水渠、防汛、抗洪、水文工程、地形地貌不计其数。那年高考,因为要与测量工作性质关联,我考的是理科,报的志愿是武汉测绘学院。但我只念过一年初中,文化基础不行,首批录取没能上线。后来扩招,我被补录为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数学系走读生。录取通知寄来,我正在太湖县大山里测量一个工程,辗转接到消息,已经无法按时报到。


通过那次高考,我明白了自己虽然每天都在用sincos计算高程和坐标,实际上完全不具备基本的数学知识,更别说物理化学了。对1977年的高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政治试卷有一道题是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是当时人人会唱的歌曲,大家都是默唱着答的题。


1978年,我再次参加高考,这回报了文科。意外的是地理试卷有道题是解释什么是“等高线”,这可是我天天在做的事,觉得完全是送分给我,心情大好。语文试卷的作文题居然是将一篇长文缩写成500字到600字,而我最怕写作文,缩写给了我最好的机会。当年,我25岁了,高考填报志愿最心仪的是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专业,但身边的人劝我要考虑年龄因素,以及个人的学习基础等情况,还是报考师范类专业保险。这样我就报了北京师范大学,被中文系录取。


带着工资上大学


记者:您还记得考上大学后第一次去报到是什么情形吗?


朱小健:当然记得,1978年10月3日,我一早从安庆出发,坐了五六个小时的汽车到合肥,转乘当晚128次直快列车来的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进京,也是我平生头一遭出远门。录取通知书让10月6日报到。我提前来,是因为姨妈一家从牡丹江转业回安徽路过北京,约好了一起在京小聚。但我4日下午按电报找到朝阳门内大街姨父战友家地址时,发现那儿根本没这个人,因为电报发错了门牌号。我只好回到北京站,在旅客接待站递上录取通知书,被分配到前门鲜鱼口浴池住宿。住浴池,要晚上打烊了才能进去,但也有好处,可以免费洗澡。我转了转天安门广场,8点半按时办了住宿手续入住。那晚澡堂里住宿的人不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皂水味。我在睡凳上辗转反侧,心中默念:这不是梦,高考让我来了北京。


记者:您是一名带着工资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没回原单位工作?


朱小健:是的,我上大学是带着工资的,每个月工资38.60元,由原工作单位发放。本科4年毕业后,我考上了研究生继续在本校读书。那年我的一位同乡校友本科毕业后回家乡,去了我原先的单位。我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北师大工作了。


恢复高考恢复了公平


记者:听说您还曾经当过高考命题教师?


朱小健:是的,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我参加的是全国卷语文题的命题工作,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赶上中国举办奥运会,是高考命题入闱管理格外严格的一年。那年,还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们命题组除了给全国卷命题外,还临时加班加点为受灾的四川省单独命题。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命题老师都把这看成是为灾区作贡献,毫无怨言,克服各种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工作。


记者:在北师大从教的几十年,您取得不少成就,也主编了不少书?


朱小健:作为大学教授,都会主持或参加一些科研课题,写作发表一些论文著作,我当然也不例外。相比这些成果,我更多的精力是在教学上。我在北师大以及全国各地讲过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训诂学史、自然语言处理专题、汉语国际推广研究专题、古注选读等课程。其实大学的授课离不开科研,很多讲授的内容就是研究的成果。


记者: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朱小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特别是考上大学的人的命运,对国家的发展来说,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高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始于1977年,也不会在今天结束。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后经历过几次变化。1952年—1965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至于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绝大多数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11年的历届中学生,一起走进考场。当年我们班的同学入学时最大的32岁,最小的才16岁。有的地方还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的现象。


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改变了当时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国家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转折点。改革开放40年来,高考作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也在不断完善。就我个人际遇来说,高考让我从测量地形的工人变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我参加过高考阅卷和命题工作,又成了评价测量遴选高考学生的教师。这些也算是与高考特殊的缘分了。


本文转载自《北京考试报》11月7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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