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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用信仰和实践彰显人生价值
作者:采访/生命科学学院2008硕士第二党支部;整理/余金枝    文章来源:校报         更新时间:2011-10-08

  

 

  人物名片:
  张刚,1917年生。1936年参加南京学生联合救国会。1938年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39年,任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战地服务团代团长。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教学教务工作。1953年5月调至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政教系副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教务长、代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离休。

  表姐26岁就牺牲了。她的思想言行对我的促动很大,使我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学一年级时受表姐的影响,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记得那是1936年,我19岁,在中央大学(即现在的东南大学)上大学一年级。暑假我没回家,表姐师范毕业后到了国立小学任教,便过来与我同住。初中时我和表姐同在江苏省扬州中学学习,后来表姐上了苏州女子师范,受进步老师影响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次她和我谈了一个通宵,帮我认识当时社会的情况,让我懂得了应该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表姐26岁牺牲在上饶集中营,她的思想言行对我的促动很大,使我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加革命后,我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起初我在别人的介绍下参加了学联——党的外围组织。之后我们就办夜校,那时国民党也办夜校,我们和他们争夺领导权。我们取得了胜利,我担任了教导主任。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学校的工友,向他们宣传抗日思想。当时我们在国民党眼皮底下进行宣传,如果被抓住是要杀头的!但我们毫不畏惧,怀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在家里过暑假。同学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抗敌宣传队。当时,母亲和哥哥由于担心不让我走,我就撒谎说要去送一个四川的好朋友。他们无奈只给了我来回车费和生活费一共是10元,仍然担心我不回来。我终究没有回去,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去农村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11月底时,南京形势危急,政府开始大疏散,我们从城里同学那听说这个消息后,决定撤到汉口。

  入党时我还很年轻,觉得入党就是把自己交给党,党让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对党的信仰、对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1938年,我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入党。入党后,我负责汉口青年救国团的妇女工作,同年三八节时我们组织女工和女学生进行了游行。3月9日,我参加了入党宣誓仪式,正式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入党时我还很年轻,就觉得入党就是把自己交给党,党让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对党的信仰、对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1938年初,我随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从徐州解救难童回来后,组织安排我在党内培训班学习,两个星期后,我正式进入了战地服务团。这是国民党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部下设的一个妇女战地服务团,负责人姓郑。组织上当时公开招考,派我和王昌颖去参加。王昌颖虽比我小,但比我早一年入党,因此组织上让她领导我。我们的身份都是保密的。那时,郑团长因为害怕离去了,28岁的副团长政治和文化水平又不高,于是考进之后负责人就派我担任服务团的代团长,一直到后来服务团解散。我们的服务团跟着部队到南昌前线参加战斗。当然我们不上战场打仗,主要负责的是宣传工作,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思想,给士兵上文化课、写板报。

  原本服务团的氛围很好,但后来国民党派来一个政治部主任,把妇女服务团解散了,还在广东招了一批人成立了政工队。后来得知这个政工队的成员也都是地下党员。政工队下面有两个小队,我是其中一个小队长,另一个小队长是中央党校的学员。在政工队中我们坚持进行着革命工作。

  由于休学已两年,为了学籍不被取消,我向组织提出了回校继续学习的申请,得到了组织的批准。

     那段时间我虽和组织断了联系,但我时刻心系着组织,心系着党,始终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回学校后,我把组织关系转入学校。组织上派了数学系的吴宝静同志和我单线联系。我觉得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东南大学的党支部已被破坏,支部书记被捕了,组织为了保护我;也可能是组织需要再次考验我。所以在校期间我没有继续参与党的工作。

  1940年暑假,24岁的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孙大光。他是一个老党员,早在1934年时,就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做专职干部。大学毕业时,我被介绍去了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当时由于重庆大轰炸,学校迁到了白沙镇,工作环境十分艰苦。

  我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一年后,随孙大光前往贵州,我们在贵州结婚。在那段时间,我虽和组织断了联系,但我时刻心系着组织,心系着党,始终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后来我给组织写了报告,组织派人和我取得了联系,直至1946年我到上海,才恢复了组织关系。

   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的热爱,让我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始终挥洒着自己的热情。

  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我主要负责语文和教育课程,在贵阳我负责过中央医院护士学校的文化课。1944年我在铜梁女中教学。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爱人去了长春,我在上海第一印刷厂工大夜校当老师,早晚上课。那时我们已有了两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又去上海的协进女中兼职,但他们的教师职位已满,于是我就被安排到教务处工作。

  我爱人在进步人士的引荐下,担任了长春市社会局长和教育局长,但我依然留守上海。1947年,他在东北公开了组织身份,请求组织把我从上海调到东北。当时正好赶上南京共产党家属撤退,我就和那些撤退家属从南京坐飞机到了延安。到延安之后又赶上组织撤退,这一撤退就撤了5个月。因为我还带着两个孩子,组织上发给我一头毛驴,两边放两个小筐,刚好一边放一个孩子。我是南方人,不会骑毛驴,只能走路,特别辛苦。

  新中国成立时我到了沈阳,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科当科长。1951年到1953年,我和爱人来到大连,当时大连在创办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辽宁师范大学),作为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我任副校长。事实上,在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的热爱,让我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始终挥洒着自己的热情。

  回首一生,不论是早期的革命工作还是后来的文教工作,我都满怀赤诚,奋斗拼搏,无怨无悔。

  1953年我来到了北师大,在师大的许多岗位工作过。开始我当政教系的副系主任,后来党委宣传部需要人手,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我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做了宣传部部长。

  再后来,我担任北师大的副教务长,和另一位副教务长方铭同志分管教务工作,她负责文科,我负责理科。方铭同志离开北师大后,我担任了教务长。直到1983年66岁时,我向组织申请了离休。在北师大工作近了30年,我感觉北师大的变化很大,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回首自己的一生,不论是早期的革命工作还是后来的文教工作,我都满怀赤诚,奋斗拼搏,无怨无悔。我坚信,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与身体力行,终究会使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文章录入:    责任编辑: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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