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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报】肖向荣:立足“两个结合”和“五个突出特性” 深刻理解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新的文化使命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性,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引领。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重要论述,为文艺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与美育工作者提供了新时代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与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明确方向。坚持文化自信、继承中华文明,书写现代化的中国故事,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承担和坚守的历史使命和精神信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唯有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浇灌,才能培育出枝繁叶茂、百花齐放的文艺图景。


“两个结合”:民为邦本,以文艺创作回应新文化使命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新文化”的概念和发展方针。要发展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就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新文艺。随着文艺创作手段的革新发展,人民审美水平日益提高,对于艺术作品的需求和要求也与日俱增,中国现阶段的新文化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两个结合”的实践意义和基本内涵,再到本次座谈会重点阐述“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科学论断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第二个结合”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历史使命进行了继承与呼应,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再次进行了深度阐释,也为新时代的新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首先要厘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的高度契合性,即求真、求实、对真理的永恒追求,以及在人民和人民性方面的高度一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的规律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对和平、和睦、和谐的精神追求,“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天下为公,而民为邦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作品中,从不乏弘扬文艺人民性的精神境界与审美力量。在现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更加是文艺创作与评论的中心,从延安时期文艺创作者们谱写《黄河大合唱》,到新时代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无一不是以与时俱进的艺术手法讲述人民故事、书写人民形象。可以说,文艺创作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进而服务人民,正是对马克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等人民性思想的当代实践,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结晶与民族精神的重要传承。


书写历史就是书写人民,人是文化的载体,人民是承载中华民族文化最好的基质。要创新性、现代化地提炼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就需要创作平凡但有血有肉的人民形象。文艺创作只有坚持从人民视角出发,才能达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才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我总是力图寻找、刻画史诗叙事中的具体人民,挖掘他们平凡但闪光的人物故事。例如,在策划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群众游行活动时,我选择了相比宏大叙事来说更加微观的群众视角,以群众的第一人称讲述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与伟大成就。我们塑造了包括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务工子弟在内的一系列群众形象,他们日常就生活在我们周边,也和我们一样是新中国、新时代的亲历者,能讲出最生动、最鲜活的中国故事。又例如,在创作江西赣州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时,我选取了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四天四夜渡过于都河为叙事主线,不仅仅刻画一群赣南子弟跟着党、跟着红军远征的故事,更突出留守在于都河畔的家人亲友的思念和坚守。红军战士离家越远,对家乡的思念就越深,这是朴素的“人”的情感,留守白区的妻子盼丈夫归家,一等就是一辈子,这是高贵的“人”的情操。我们走访上百位红军家属,做了十几万字的访谈录,接近人民,贴近土地,只有这样“艺术真实”观众才会产生情感上的巨大共鸣。我认为,当文艺创作把宏大叙事寄托于一个个具体的中国百姓,并且以这种方式真正表现文艺创作者对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关注和关怀,人民的故事就会更加清晰、可信、动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才能落到实处。


“五个突出特性”:守正创新,以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明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探源与传承,指出“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阐明“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以古鉴今、古今结合,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具连续性和创新性的一体两面。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唯有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革,书写出真实可信的中国故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则体现在“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上,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惧挑战,勇于创新,一直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参与文艺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探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转化的方法论。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文艺作品的制作手段和创作理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许多作品开始致力于对“声、光、电”的设计和开发,打造极尽绚烂的视听奇观,以此复现中华文明之璀璨。我想,表面的效果或许会为观众带来足够的感官刺激,但唯有文化之核才能引起中华儿女精神上的共振,才能与世界发生对话。


例如,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最忆是杭州》文艺演出就是一道“守正创新”的考题。我们当时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既服务于“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G20杭州峰会主题,又充分体现出“西湖元素、杭州特色、江南韵味、中国气派和世界大同”的鲜明特色,最终,我们选择了以大型水上情景表演交响音乐会作为演出形式。演出使用的技术手段是非常现代化,甚至在当时是领先的。例如,我们将舞台设置于水下3厘米处,大量应用户外全息投影技术来配合演出。但是,在科技手段包裹下的“核”又是传统的,比如由交响乐演奏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之一《春江花月夜》,又或是融合越剧、小提琴、现代舞等多元表现形式的《梁祝》,无不是用现代手段再现优秀的中国传统艺术作品。而被各国元首赞许的创意“西湖中上演《天鹅湖》”,利用天然西湖和现代“全息影像”的艺术语言与科技手段,为西方经典剧目贴上美轮美奂的“中国标签”。既再现并具象化中国传统文化“气韵生动”的生命力,又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做出鲜活的时代注脚。


文明互鉴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在坚守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基础上,充分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意味着各族文化融会贯通、即使面临重大挫折也能够保持凝聚力。这种统一性建立在对国土、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共同信念上,坚定了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包容性,表现为中华民族开放、和谐的文化互鉴精神。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一直倡导交往、交流和交融,使得不同文化在中国得以共存。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则反映中国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国不追求文化霸权,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他国,坚持合作而不搞对抗,并反对以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思维来对待国际事务。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进行评价:“国之大典,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其中,“纲维有序、礼乐交融”既是大国风范,也是中华文化立场。中国自古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仪之邦,《礼记》中详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礼乐交融,是对于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气度和包容。同时,纲为纲领,维指法度,“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纲维有序,就是坚持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坚守民族文化根脉不动摇。文艺工作者要承担起展示国家形象、民族文化的重任,通过“共情”“共有”“共用”“共域”来对内展示凝聚力和自豪感,对外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当代“精气神”,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入阐述,是对党的一贯的文艺方针的继承,也是对文化思想的再创新、再解放,是指引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新文明形态的定盘星。在文明演进论看来,文明是文化的内化价值,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而文化又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在历史的渐进中维持文明内在的延续性。因此,背离文明延续性的文化和思想往往昙花一现,唯有在“守正”的基础上延展、创新的文化方能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是统一而连续的,是以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基本需求为尺度的,而文化是多元的,是立足时代、地域、民族语境的。在这一维度上,“第二个结合”既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和连续性,明确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演绎背后必须坚持的文明肌理,也正视了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指引文艺工作推动多元、创新的文化互鉴,为对中华文明内在价值注入精神活力,创造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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