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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大道行健"黄会林

  201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的会客厅高朋满座,贤者云集,安乐哲、顾彬、罗多弼、杜伯妮、陈杨国生、齐鸣秋、曹卫东、秦伯益、丘进、曾庆瑞、黄式宪、贾磊磊、高峰、郎昆、于丹、俞虹、苏浩等诸多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如约而至,汇聚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举办的第六届年会现场
  这个被昵称为“请进来”的国际论坛,自2010年开弓上马以来,六年从未中断。而向这些学术“大拿”们广发“英雄帖”的东道主,正是如今已82岁高龄的黄会林。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仅仅发展自己,而应该思考并努力应对全人类的困境,寻求人类未来更好的可能性。”
  开幕式当天,鹤发童颜的黄会林以一袭中国传统服饰亮相,登台致辞。八十载荏苒时光,赋予她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和穿越耄耋岁月而来的韵致。
  演讲结束后,黄会林优雅地步下讲台,毫无疲态。台下掌声如海沸。
  这位老人的志业,并非“千里逢迎,高朋满座”那么简单。就在不久之前,由她发起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火遍全国。
  到了这个年岁,何必还如此拼命?黄会林笑着说,“活着干,死了算”——这大半生,她心心念念的,到底还是“身外之物”——从振兴戏剧到传播电影,再到为中国文化立言,从来初心未改。
  回首往事,黄会林很少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从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对于一直行健不息的她而言,影视是坚据的城堡,戏剧是从影的摆渡,文学是卅年的故交,底色更有一抹沙场的鲜红。由武及文,经文入戏,借戏从影,照影化人。这一生,宛如从天而降的江河,以款款涓流,汇成万钧之势,又从风急浪高,归入天宽地阔。
  战地黄花
  1934年正月。寒冬。
  一个名叫“慧麟”的女孩出生在天津,名字里就透出一股子隽秀儒雅的门庭气息。
  黄氏祖籍,在“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江西吉安,一门出过不少栋梁之材。慧麟的高祖父是清末河南巡抚黄赞汤,祖母孙氏系晚清四朝元老、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之孙女。
  慧麟降生之际,偌大的中国正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民生凋敝。
  慧麟的童年在颠沛中度过的:6岁时,因父母离异,她随母亲移居上海;10岁之际,因祖母的严命,重返天津父亲家;11岁那年抗战胜利,她被父亲带到北平念书;北平解放前夕,又同全家一起搬回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安定在首都北京。
  “我童年时在北京、天津、上海之间不断迁徙。本是读书长知识的时候,却因此而基本功打得很不扎实。”
  回忆起自己的童蒙时期,黄会林所遗憾的,还是读书太少。而相较于“幼蒙庭训”的不足,沦陷区任人鱼肉的记忆则更为深刻。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满城肃杀。随母去沪上居住的小慧麟,常见荷枪实弹的日军和遍地关卡。严冬,她随大人出门,因两手拢在袖套里,过关卡时竟被强令上缴袖套并反复搜查。
  “那时过得太辛苦,总觉得苦日子没有尽头。”回到天津后,慧麟更多体察到的是家庭生活的凉薄。由于继母当家,她和哥哥饱受虐待,甚至一度离家出走,这也让她早早地萌生了“自立”的念头。“我常想要快些长大。只要长大了,就可以离开这个家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谁能料到,自立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
  1950年,万象更新。慧麟随家迁回北京,插班进入北师大附属中学学习。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当时的她正在念初三,所在的班级报名之踊跃,竟无一缺席。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参军,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由于名字笔画太多,不易书写,她被指导员改名为“会林”。
  之后,黄会林便随同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拔入朝。
  谈起那次关键的人生选择,黄会林总是用“幸运”来形容。于她而言,从军的经历无异于生命的崭新开端。她记得,在鸭绿江大桥附近的一处农家,部队临时驻扎。房东朝鲜大爷大娘,惊异于这些明眸皓齿的女兵竟然也前来相助,激动得泪水盈盈。老大爷亲笔题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相赠,一如北方寒冬回春的暖意。
  在朝期间,行军主要在夜间进行,一些战士甚至会边打瞌睡边走路,情况异常艰苦。“夜里行军一抹黑,前排的人有时会带着后排乱跳,好玩极了。天寒地冻,女孩子洗头发都得敲开河面的冰,洗完后头发冻成了冰棍,用小树枝一根根敲打掉,头发便干了。”
  然而,战争的残酷总是猝然来袭,死亡如秃鹫一般在上空盘旋。几乎每天,她都目睹着身边的战友血肉横飞,自己常在战斗结束后收殓掩埋烈士遗体。好几次,炸弹在距离不到十米处爆炸,土石迸溅,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严酷的考验来自于清川江大桥保卫战。为了摧毁这条主干线,美军派出大批量B-29轰炸机群,不间断地空袭,所过之处,唯余焦土。志愿军总部下令黄会林所在的高炮512团死守此桥,在团政治处的黄会林,和战友们一起肩负起送弹药的任务。
  “120斤重的弹药箱,二话不说扛起来就走。”谈起当年的战事,黄会林话语间英气不减。她记得半路上枪林弹雨,一边是弹片飞溅,一边是战机扫射。头上的钢盔不断发出弹片弹射擦碰的声响,如同死神的“奏乐”。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上百人战死沙场。战后部队进行总结评功,本团评出100名“人民功臣”,其中1名女战士,就是黄会林。
  “就是死在这儿,也是为祖国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九死一生之中,黄会林终究得到了命运的眷顾,而她的许多战友却埋骨他乡。从那时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攫住了她——作为幸存者,她的生命并非仅属于自己,而是承载着无数忠魂的意志。她开始觉得,余下的半生必须以全部生命力量去报恩,以“后死者”之身实现战友们那些未竟的遗志。
  杏坛春晓
  1953年,板门店谈判落幕,朝鲜战争结束。
  回国后的黄会林,虽然背负着岁月的沉重,却并未由此消沉。一个潜伏已久的念头在她的内心逐渐苏醒:要读书!
  “一想到能够再次读书,我高兴极了。”相较于调入文工团或从事文职工作,求知若渴的黄会林选择了继续深造。擅长文科的她,顺利考上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
  黄会林还清晰地记得,刚来到位于北京宝钞胡同的工农速中的场景。那时正值课间休息,班主任招一招手,一个憨厚的小伙子跑了过来,帮她把行李扛到了宿舍。
  “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人会陪伴我度过之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谈及与丈夫绍武的初见,黄会林仍会显露出少女般的羞怯。
  在工农速中,黄会林和绍武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两个,但也是成绩最好的“状元”和“榜眼”。两人相互扶助,日久生情,又在毕业之际,双双上榜,被保送北师大中文系就读。
  20世纪50年代的北师大可谓大师云集,文气浩荡。名家之风也让黄会林如饮甘泉醴酪,如蒙醍醐灌顶。
  “刘盼遂先生学问很好,讲课旁征博引,令人如沐春风。但他吃穿简朴,常常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登台,袜子也满是补丁。启功先生讲唐诗宋词,他的格律底子很好,又有幽默感,吟诵诗词激情四射,常常博得满堂彩。”
  回忆求学生涯,黄会林犹感此生难忘。她天资聪颖,各科皆优,唯有一门不尽如人意,即是俞敏教授的现代汉语课。不服输的她于是倍加努力攻坚克难,这位语言学大师也开始注意到了那个貌似稚嫩的小姑娘。
  一次答疑时间,俞敏先生将黄会林单独叫去办公室,把她的提问本翻出来,指着问:“这是你写的字?”
  黄会林点点头。
  “游击习气!”老师不客气地评点道。
  曾征战沙场的黄会林自然明白,所谓“游击习气”来自何处。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幼时也描过红模,临过大家,然而生活的动荡却没有给她成型的机会。她或许有些许委屈,但面对先生的批评,还是下定决心要认真练习写字。
  “其实写字并不难,就是排列组合四个字,也就是间架结构的问题。”三十年后,当黄会林就书法问题请教启功先生之时,他如是说。那时的黄会林虽已执教多年,却一直向往把字写得好一些。看她如此认真,启功将自己所书的《千字文》作为摹本送给了这位“小友”——这是后话。
  20世纪50年代末,黄会林毕业后听从组织安排提前留校任教。昨日初识门庭,今日始为人师,讲台上下,却非一夕可成。她勤学好问,孜孜不倦,力图尽快从助教成长为可以登台授课的讲师。然而时代风云难测,政治运动的浪潮猛烈敲打着校园的围墙。“文革”开始,全国停课,刚获允授课的她陷入无课可教的境地。
  “那时候,造反派组织了一个牛鬼蛇神改造班,我在班上是辈分最小的,班里大多是一些老先生,像黄药眠、启功、钟敬文、俞敏等先生都是‘同学’。”据黄会林回忆,改造的方式主要是体力劳动,譬如种菜、盖房子等等,这些她都干过。
  只是未曾想到,几年的播种、锄草,朝夕相处,黄会林竟由此和当年仰慕的恩师成为“难友”,建立起匪浅的忘年情谊。
  对黄会林而言,俞敏先生是她长年的“一字师”。1995年,黄会林夫妇应邀以万字长文哀悼驾鹤仙逝的大师夏衍,起笔时纠结于首句“哲人长逝,唯余德馨”的分量欠重。立即登门请教,经俞师指点,将“唯余”改为“千载”,顿时得到了提升。启功先生则始终是一位温情的长者,他曾自带干粮,领着绍武和会林在故宫里整整考察了一天。不仅如此,因文学或创作之故,像唐弢、夏衍、曹禺等名家巨匠,与会林夫妇结缘的大家亦不在少数。
  “文革”结束后,恢复教职的黄会林很少走动。但每年春节,她必定前去给钟敬文、启功、俞敏三位师长拜年。
  “他们去世一位,我就少拜一位,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再也不外出拜年了。”话语间,落日的余晖洒在她的银发上,窗外的木铎路愈发萧瑟空寂。
  北国风云
  在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刀锋》中,有一位叫作“拉里·达雷尔”的飞行员,他参加过一战,却因目睹战争的残酷和战友的死亡,而变成了一个“晃膀子”的沉思者。和拉里相比,黄会林有一处与其颇为相似——亲历过刀锋最残酷锋利的一面,并知晓救赎之路的艰难。
  然而不同的是,黄会林更类似传统的儒者。她并不费心思考彼岸世界的图景,而是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纵身现实的洪流。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有协助爱人绍武创作电影剧本《梅岭星火》和多幕话剧《故都春晓》等经历,黄会林虽仍在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重点却转向了戏剧。
  “记得当时听黄老师的戏剧史课,至今印象犹深,那时整个课堂都洋溢在激情的海洋里。”如今身为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的田卉群,如是描绘当年受教的心驰神往。
  身为教师,黄会林最大的创举是别出心裁的教学“革命”。在她的课堂上,学生可免去论文,以剧本作为期末答卷。她和老伴绍武一起带领学生们搞创作,重实践,自导自演原创剧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潮遍地的校园里刮起了一股清新的戏剧之风。
  所有这些,都成为后来北国剧社出世的先驱。
  “我至今还会想起1986年的那个冬天,那些青春激荡和诗意浪漫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所得到的教诲和启蒙,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曾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82级的北国剧社元老周妍,这样表达了她对老社长的感恩之情。
  卅年前的1月,正是被誉为高校戏剧的“第一举旗手”——北国剧社成立的日子,而其创建人及首任社长,便是黄会林,艺术指导则由绍武担当。
  时间回到1985年年末。那时,由黄会林课堂作业改编的第一批学生自创小戏降生不久,甫一登台,就引起了剧协的注意。
  “当时正赶上中国首次承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北京是两个主阵地之一。剧协的人看过我们演剧,觉得很有潜力,就邀我们参演一个片段。”后来黄会林将邀约转告学生,哪知学生有冲劲,更有野心。
  “要演就演全本!”青年人的热血上涌。经过一番交涉,学生的“请愿”得到了应允。
  然而,参演国际戏剧节却不能只凭一腔热血,规划、管理、人力、资金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为了便于统筹协调,成立一家戏剧社团方是上策。那么,问题来了——新剧社叫什么?
  “‘中国自有戏剧,当自南国始’,这个‘南国’也就是1927年由田汉先生创办的南国社。”为了“仰慕田汉老,追踪南国社”,黄会林和大家商量,将新剧社命名为“北国”——那时的她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字会成为划过时代上空的耀眼星辰。
  1986年1月10日。天寒地坼。
  那晚,黄会林和绍武领着学生,制作出简单的请柬,再用白布铺上课桌,就在旧主楼8层并不宽敞的会议厅,召开了北国剧社的成立大会。
  让黄会林深感意外的是,当天晚上来人之多,超乎她的想象。顶着猎猎北风前来的,有吴雪、刘厚生、吴祖光、徐晓钟、丁扬中、李汉飞、苏民、兰光等业界赫赫有名的“大拿”。著名艺术家黄宗江迟到了,一进门便说:“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剧协在这儿开主席团会吗?”
  笑声响彻会场,暖意如雪融。
  成立大会上,黄会林言简意赅地宣布:一,白手起家;二,演戏不要耽误学业。
  正值考试周,所有社员“领命”后,随即散去,各自投入紧张的学业之中。考毕搁笔,新春将至,散落的漫天星火齐齐聚拢,要在校内掀起燎原之势。面对全校开始放寒假,北国剧社宣布:学校吹熄灯号,我们起床!
  黄会林夫妇心疼这些离家不归的孩子,却更珍视他们内心的理想坚守。寒冬腊月,她亲手为小演员们下厨、送食,老伴绍武则用工资添置了年节的果蔬礼物,权作压岁。舞台上下,老两口如一家之长,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除夕之夜,爆竹声声,汗水却濡湿了排练场。
  3个月以后,北国剧社在总政排演场初试啼声。
  “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曹禺在观看之后,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听闻此语,不少演员哭了,绷了太久的黄会林和绍武,也禁不住湿了眼眶。
  随后,北国剧社以黑马之姿杀入戏剧节,在中国话剧殿堂——首都剧场连演五场,一炮打响。演出之夜,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文化部部长的王蒙都亲临现场观戏。曹禺也来了,带着许多外国友朋,来见证莎士比亚的“东方面孔”。不出几日,国内各大媒体以及欧洲时报、美国中报、香港晶报等对此的报道已铺天盖地。
  北国四月,已换了人间。
  正是从那时起,北国剧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史上首个载入史册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
  十年弹指,黄会林没有停歇,她和绍武亲率北国剧社“东征西讨”,陆续排演了诸多大家名剧,并自创《教育世家》等佳作,让北国之名愈加响亮。曹禺当年曾亲为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赠予北国诸君。如今故人不在,韶华渐逝,燃烧在黄会林内心的那股青春之焰却从未止息。
  这把火,点燃了三十年相承的北国剧魂,也点亮了她自己的一生。
  大影希声
  田卉群说,黄会林是那种永远不会故步自封和自我设限的人,即使在悬崖边上,她都会往前再探一步。学生于丹也惊讶,一个甲子过去,黄会林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而谈到自己的老领导,现任北师大艺传学院院长的周星提到八个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确,在黄会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一刻出现过“疲惫”和“休止”这样的字眼。
  在校园戏剧领域的深耕,让黄会林在业界名声大噪,这种光环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她退休前夕。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就此偃旗息鼓、功成身退之时,她却“乘长风破万里浪”,重新开拓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新大陆。
  1992年,黄会林临危受命,带领着尹鸿、周星、李志田、绍武等五位教师,和她正在培养的六位硕士生一起,从名满文坛的北师大中文系走出,入主位于辅仁大学后院的艺术系。
  这一决定当时让许多人不解:图个什么?
  原来,当时北师大的艺术学科可谓“一穷二白”,不仅已五年未曾招生,硬件设施更是“一无所有”。系所在地,是辅仁校区一个长年失修、四处漏水的化学药品仓库。而办公室里,最现代化的工具竟是一部旧电话机。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次“出走”是校领导下的死命令,而黄会林的本意原只是要立起一个影视学科。“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跟组织讨价还价,既然指派了,我就来,既然来了,我就好好干。《中庸》讲‘素位而行’,还是那句老话,既来之,则安之。”
  重振艺术系的过程,无异于平地起高楼;创建影视学科,更是要从无到有定章制典。为了突出自家特色,黄会林和同事们把培养“头脑型”人才作为目标,以此区别于输出“工匠”“艺匠”的专业技术院校。此外,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也成为黄氏一门的“金字招牌”。
  此后几年,影视学科的进展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这也印证了黄会林的精准嗅觉:第一年,影视学科成立;第二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第三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第四年,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不仅如此,黄会林更拒绝“躲进小楼成一统”,把艺术学做成“故纸堆学”。在她的倡导下,新学科以敢想敢做著称,开实践风气之先。
  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就诞生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大学生电影节的想法,来自于几个年轻教师的日常闲聊。当得知他们的设想之后,我也倍感振奋,当即鼓励并安排大家着手去做。可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为了给这个新生儿筹集资金,黄会林以年届耳顺之身,四处奔波游说,却遭到一路的不解和奚落,几度濒临绝望。最终,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辗转联系到一家愿提供赞助的台企。
  23年前,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成功上马。
  有了第一届,自然要有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黄会林内心的韧劲得以激发,她远不止是想“玩玩票”,而是要持之以恒地打造出一个品牌。然而,年轻的电影节永远是饥一顿饱一顿,数度面临钱荒,最严重的时候几乎要倒贴筹办,连部分核心成员也萌生退意。
  关键时刻,数十年前浴血朝鲜战场的坚定意志迸发而出,这股子绝不认输的劲儿,不仅帮黄会林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
  “老太太告诉我们,钱多大办,钱少小办,没钱也要办!”
  如今身为北师大纪录片中心主任的张同道教授,那时担任电影节的组委会秘书长。回忆起当年草创的艰辛,他记忆犹新:“那时没钱是常有的事,但黄先生有决心,即使‘强行起飞’,也不能停。”
  为了省钱,运送拷贝蹬三轮,办公地点打游击,标志条幅靠手工,都是家常便饭,黄会林自己也跑场地,吃盒饭,身先士卒。正是这股“敢啃硬骨头”的军旅作风,让年幼的电影节挺过了经年风雨,得以在今天蔚然成荫,成为浮华名利场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没有喧嚣的炒作,没有华丽的时装,没有资本的涌动,唯有一颗为电影作嫁衣裳的本真之心。
  黄会林眼中的大学生电影节,一如她那张饱经风霜打磨却天真不改的容颜。
  景行行止
  岁至八十,黄会林还是没能歇下来。
  在艺术学科担任系主任、院长、博导的日子里,她沉下心来,开始在“新长征”路上探索。从影视美学的民族化,到影视受众研究,进而深入到未成年受众,再复归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宏大课题。她越战越勇,决不愿荒废有生之年的一分一秒。
  “80”后的黄会林,时常让“80”后的青年人倍感赧颜。
  现如今,“黄会林”三个字名满学界。她是“第三极”文化的创始人,执掌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巨细事宜,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则持续为许多大型国际活动输血。她桃李满园,各大学府、媒体、文化机构及政务部门,皆不乏黄门子弟,其中可称名者甚众。
  荣誉等身,名望若此,她本可以金玉满堂,乐享鸿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黄会林,却和以往一样:简单,朴素,低调示人。
  数十年过去,黄会林和老伴绍武依然居住在师大校园一幢老旧的公寓楼里。家里空间不大,却堆满数十年的旧物。念旧之人,唯求安心——此心安处是吾乡。离休后的绍武喜好在家读书,埋头辛勤投入文学创作。唯黄会林依旧每日奔忙,风尘仆仆,老伴则给她挡风洗尘、保驾护航。
  这是生活中的黄会林。匆忙却从容,质朴而优雅。
  “黄老师是一位优雅的女人,她总能很好地平衡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学如为人。”在于丹眼中,黄会林即便简单也不随意,永远是干净漂亮,一丝不苟。而学生辈中广为流传的,还有她不凡的厨艺——“黄氏酒焖肉”的绝佳火候,依稀饱含着她对生活的考究。
  举手投足间,当年那个出身名门的“女公子”若隐若现。
  唐刘禹锡《陋室铭》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如是八字,用来形容心怀天下奔走不息的黄会林和她那方不大的“斗室”,正是恰如其分。她一生好墨宝,家中各处都能看见当年的老友和师长留下的手迹。她的书房中,有一张唐弢先生当年题写相赠的诗文,上书——
  “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书一卷,古人与我语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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