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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新的挑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全球化

2016-05-02

    背景链接:3月19日,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做客京师经管名家讲坛,纵论“全球收入分配新趋势”,并与我校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就收入分配这一热点问题,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演化进程和发展趋势。同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他还针对我国出现的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坦诚地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主讲嘉宾: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soisBourguignon),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院长。2003年至2007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化时代,不平等出现新“拐点”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收入不平等或收入分配问题必须在全球层面加以考量。当今世界紧密联系形成一个共同体,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国家,也要关注其他国家。由于收入分配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总体来说,不平等有两种:全球层面上的不平等和国家层面上的不平等。

    回顾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演化进程,我们看到有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出现:一是涉及所有世界公民的“全球拐点”,过去两个多世纪中,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呈递增趋势,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开始有所下降;二是“国内拐点”,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全球化产生了一种双重性“替代效应”: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下降,这个趋势很好,但一国之内不平等程度上升,这个趋势不妙。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化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加剧了不平等。如果全球化带来的国内不平等增速过快,反全球化力量就必然出现,世界共同体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收益也必然遭到诟病。因此,需要立足全球层面,审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可以作为衡量不平等的重要依据。鉴于各国的货币购买力存在差异,因此可用购买力平价法调整后的人均GDP和联合国统计的人口数据,来衡量不平等的程度。

    衡量国内不平等程度,可用基尼系数、最富人口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等指标。

    而衡量全球不平等的程度,首先要搞清楚分析单位,即不平等是指哪些人之间的不平等。通常使用方法有三:一是将世界所有个体作为分析单位,既包括大国——如中国的所有人,也包括小国——如卢森堡的所有人;二是假设一个国家内部所有个体贫富程度一样,考虑人口因素,中国人多,所占权重就比卢森堡大很多;三是不考虑人口因素,以国家为单位,如美国和卢旺达各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分析单位不同,可能会结果迥异。

    全球层面:贫困人口减少,不平等程度降低

    全球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全球不平等的进程始于19世纪,1820年全球基尼系数是0.5,到了2000年,上升至0.65。

    回顾全球不平等的发展历程,从1820到1990年,全球不平等逐渐上升,这其中包括统计技术因素的影响:一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所有国家的数据资料都可以获得,当研究对象从国家群体移至单个国家时,不平等的程度通常会增大;二是购买力平价的调整,修正后的数据使某些发展中国家看上去更加贫穷。

    而最近的二三十年,全球极度贫困的人口绝对数量从19亿下降到13亿,其所占比例从52%降至22%,情况颇为乐观。全球不平等程度出现显著下降。

    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的国家发展速度不同,尤其因为新兴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例如中国,东亚,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脱贫使得全球不平等的程度看起来显著下降。

    国家层面:富国穷国差距增大,国内不平等上升

    尽管全球不平等程度下降,但不是所有世界公民都因此获益。

    比较世界上最富裕十七国和最贫穷十七国的收入,可看出,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不降反升,差距反而增大了。

    再看国内不平等问题:

    1920年到2009年,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最富5%的人口占国家总财富和最富1%人口的占国家总财富的比重均大体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发展。1985年到2005年,虽然有少数国家基尼系数下降,例如法国,但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通常被认为是“平等国家”的芬兰、瑞典、挪威等国,基尼系数均有所上升,国内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加。

    中国、印度、阿根廷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最富1%人口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也上升了。从1985年到2005年,中国城市内部基尼系数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农村内部基尼系数的上升接近10个百分点。

    可以说,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不平等程度均上升了。

    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带来全球竞争,造成世界经济的开放,使得资本流动性和人才跨国流动性增加,跨国公司高薪聘请国外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国家高薪支付国际影星、歌星,诸如此类,增加了国内收入差距,造成不平等。二是国家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如中国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关注收益,而缺乏足够的再分配政策手段,这也加剧了国内不平等。

    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关注弱势国家,促进全球平等

    全球化时代,新兴国家将继续奉行赶超战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将提高全球的整体福利。而穷国,如部分非洲国家,虽然相比以往,发展有所增速,但相比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其速度仍旧过慢,其将变得更穷,与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将进一步增大。

    我们不希望看到:全球收入的分配使得穷国更穷。对此,我们应当通过政府间援助、贸易优惠政策、增加对穷国的贸易投资、技术援助等方式,努力帮助穷国快速发展,使其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这不仅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同时也应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提高了全球整体收益,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不平等,因此需要各国政府运用相关政策来对其副作用进行调整,从而使全球化造福所有国家。

    中国:保障机会平等,促进国内公平

    中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须谨慎应对。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8,算比较高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转型国家发展经济,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正常的。关键问题是,不平等的程度应当控制在什么水平。可能你会说,我们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平等,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富人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社会越来越缺乏流动性。从收入分配方面看,美国是个不平等的社会,但它却追求机会均等,公平,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比尔•盖茨。中国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应该固化为机会的不平等。人们不应因出身不同或其他原因而丧失平等的机会。

    保证机会平等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实现:如征收高额遗产税,可以将一代人财富的不平等较少地转移给下一代人;教育选拔凭借资质而非家庭背景,保证教育的公平;完善医保体系;消除歧视,等等。只要保证了机会平等,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将来就会下降。

                                                 (来源:北师大校报 / 编译:左越 / 审校: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