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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科学与人文讲坛生命伦理学系列讲座第二讲:阿兰.格沃斯对人的权利的辩护

2016-05-02

    2012年11月15日下午15点,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研究所、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京师科学与人文论坛”生命伦理学系列讲座第二讲在主楼A809教室举行。来自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伦理学教授Marcus Düwell应邀作了主题为“阿兰•格沃斯对人的权利的辩护”的报告。本次报告由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研究所的李建会教授主持,Marcus Düwell先生的博士生王小伟担任翻译。来自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的郭佳宏副教授、美学与美育研究所的朱会晖博士,还有哲社学院的部分学生聆听了报告。

    阿兰•格沃斯(Alan Gewirth)是美国哲学家、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其相关著作有:Reason and Morality(1978年)、Community of Rights(1996年)以及Deryck Beyleveld著、他为之作序的The Dialectical Necessity of Morality(1991年)。

    Düwell教授的报告从四个方面展开:1、为什么人的权利需要辩护?2、为人的权利辩护的形式有哪些?3、阿兰•格沃斯对人的权利的论证。4、格沃斯人的权利理论的应用。

    Düwell教授主要说明人的权利需要辩护的原因。他认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确“什么是人的权利”?回顾历史,在二战后,人的权利成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在国际上,人们用人的权利为政治秩序辩护,但同时也在限制政治权力。因此,当谈论人的权利的时候,也就是在谈论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由人的权利概念加以分类的,在这种政治秩序中个体享有平等的价值。人的权利在一定范围内是普遍的,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人,他都拥有人的权利,并且人的权利的主张是高于一切的,因此我们通常都说要保护人权,这就是人权制度的基本观点。此外,人的权利是绝对的有约束力(categorical binding)的,所以在谈到人权地位的时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起初,人权是法律协议与政治协商的结果,作为国家之间所签署的协议,这种协议与其它的不一样,它们有很多道德上的假设(比如政治秩序就建基于人权之上)。另一方面,人权也需要道德权威的支持,并且这种权威提出了诸如“为什么这种制度必须予以尊重”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权利在道德上是可以得到保护的。Düwell教授指出,与人的权利相关的权利至少有三种:一是自由的权利,如自由、生命、表达意见的权利;二是政治权利,如政治参与、民主的权利;三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如得到教育、得到社会支持等权利。

    对于人所享有的权利,Düwell教授总结说,人的权利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消极的权利与积极的权利,前者指的是当某人行使自由的时候
 不被干扰的权利,包括确保身体的完整、不被杀害等权利,后者指的是得到支持的权利,包括受教育,得到个人发展的机会等。

    对于该如何为人的权利辩护,也就是为人的权利进行辩护的理由有哪些形式的问题,Düwell教授列举了人们可能提出的4种依据:一是历史依据,即认为人权是历史进步的结果;二是现实依据,即认为人享有的权利是社会与政治对权利的接受而形成的;三是道德观念依据,即认为人们具有的一般道德观念是人的权利的基础;四是人的道德直觉主义依据,即认为人的道德直觉是人的权利的基础。但在Düwell教授看来,这些看法都存在问题,因为它们需要进步的标准来衡量人权在现代是否是进步的,需要论证社会与政治为什么接受人权制度而不接受另一种制度,而且还忽视了事实上的道德多元化的趋势,并且也需要论证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道德直觉。

    第二部分是介绍对观点进行辩护的形式,Düwell教授考察了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方式。他以两个典型的归纳三段论推理、演绎三段论推理的例子说明,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实际不符,我们无法为归纳推理所得出的普遍性进行辩护,而且演绎法需要一个前提来为具体的判断辩护,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为这个前提进行有效的辩护,即使能够辩护也会带来无限的循环。为此,Düwell教授引入了约翰.罗尔斯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 )概念来解决这个矛盾。罗尔斯指出,由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辩护是线性的,即从一个前提到一个结论,因此是无法起作用的,他主张一种连贯主义(coherentism)的形式,即在一系列考虑好的(well-considered)观念网络与道德原则中思考问题,而不是按照单纯的线性推理(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虽然我们有时会改变一些观念,但是在这些观念是与网络相连贯的,这就是辩护的网络结构。但是,在这种观念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平衡中,还存在道德直觉的问题。我们该如何为道德直觉主义辩护呢?Düwell教授引入了反身辩护(reflexive justification)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举例说,一个人为了否定某事物A,则他已经预设了自己已经认可了A,即当他正在否定某事物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预设了它的存在,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特岛人说谎者悖论”。但是,Düwell教授认为这种先验的论证不是逻辑矛盾,它并没有在这种背景下说出内容的普遍有效性,而是只是因为他做了某些事,他不能否定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因此,当某人主张某事的时候,他一定会预设这些东西是必须存在的。所以,一个先验论证并不断言存在普遍的东西。在关于人的权利辩护上,反身论证也断言,作为人类的我们不能否定某些预设,正如康德对自由的辩护一样。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是阿兰.格沃斯对人的权利的论证过程。Düwell教授首先介绍了格沃斯的方法假设。格沃斯引入了“辩证必然性”(dialectical necessity)概念。辩证必然性判断不同于辩证判断、辩证偶然判断,辩证必然性判断对于所有行为主体来说都是成立的,因为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力(agency)包含了自由与意向性。格沃斯分两步来为人的权利进行辩护。第一步,假设“我”为了某个目的(称为E)做某事(称为X),那么,“我”不得不将E看作为一种善,“我”也必须把E必须的条件看作是一种善。也就是说,当“我”想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设了“我”是自由的。实现“我”的目的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特殊的条件,二是各种行为都需要的基本的条件,如基本的自由、基本的福利(wellbeing)。因此,“我”的自由与福利是“我”具有行为能力的必须条件,并且自由与福利对于“我”所有可能的目的来说都是必须的。因此,“我”的自由与福利就是必须的善(goods)。第二步:假如这些善会被威胁的话,“我”不得不主张自己拥有自由与福利的权利,因为“我”作为行为主体的行动者(agent),当“我”这么主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设了“我”是自由的、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这是无法否认的);当否定“我”具有某种权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设了“我”是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假如“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我”不应该同意,因为假如否认自由与福利的话,就与“我”的能动性自相矛盾了。格沃斯把这种理论称为“普遍的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Generic Consistency ,简称PGC)。因此,格沃斯认为,当你认为个人有自由、福利的时候,别人作为行为主体同样也应该拥有这些权利,我们应该尊重别人,否则就是自相矛盾的。

    第四部分是格沃斯在人的权利上的运用。一方面,他除了认同每个行动者的权利可以划分为积极与消极的权利之外,还认为权利存在三个等级:一是基本的善(Basic Goods),即作为一个完全的行为主体所必须的权利;二是不可减持的善(Non-Subtractive Goods),即实现行为主体的潜能水平所必须的权利;三是增加的善(Additive Goods),即扩展“我”作为行为主体的潜能水平所必须的善的权利。并且格沃斯认为,当权利众多而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出最基本的权利。Düwell教授指出,格沃斯的目的在于论证人的权利的普遍性,人的理性存在结构,辩证的必然性只在有理性的存在者中才是真理。格沃斯的这一理论还可以间接应用于社群、政府层面。格沃斯认为,政府应该保护每个行为主体的自由并且给予基本的保证(保护消极权利),应该支持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权利(保护积极权利),还应该确保所有行为主体在一种自由的自我决定基础上的民主参与权利。

    当然,Düwell教授最后还指出,格沃斯的理论也存着着一些问题和质疑,例如我们是否一定要把自己看作为是行为主体(agent)?他所主张的自由与基本的福利是否具有普遍性?婴儿、昏迷的病人以及脑死亡的人能否被看作是行为主体?等。Düwell教授报告的主体内容就此结束。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在座的老师、同学们对Düwell教授的报告内容积极提问,他们提出了对“福利”的定义、如何用中文翻译agency一词以及如何定义“善”等问题。Düwell教授则以清晰的逻辑与流畅的语言解释了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最后,李建会老师对Düwell教授的报告进行了总结,他对Düwell教授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从他的这次报告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一种新的理论以及研究哲学问题的新方法,还见识了Düwell教授清晰表达并论证观点的技巧,他的这种清晰性值得我们学习。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