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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琳·克莱因盖尔德:康德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

2016-05-02

    2013年4月29日上午9点,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京师科学与人文论坛”伦理学系列第二讲在主楼A802会议室举行。荷兰格洛宁根大学哲学院伦理学系主任波琳•克莱因盖尔德教授(Prof. Pauline Kleingeld)作了主题为“康德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Kant's Cosmopolitanism)的演讲。此次讲座由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李建会教授主持,中心负责人刘孝廷教授为报告评论人,来自哲社学院美学与美育研究所的朱会晖老师以及各专业对本次讲座感兴趣的同学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Pauline Kleingeld教授是国际著名康德哲学、道德哲学研究专家,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系任教12年,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和教授,2004年被聘为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其研究领域为伦理学、哲学世界主义和康德的思想。

    本次报告以“康德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为主题,分别论述了康德早期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后来的重构,指出了康德世界主义思想在发展中存在的连续性与不变性。最后,Pauline Kleingeld教授得出结论认为:建立一个人类历史终结的道德世界是康德的终极目的。
 首先,Pauline Kleingeld教授阐述了康德早期世界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缺陷。她指出,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最早是在1784年发表的《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lolitan Perspective)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设想了一个“强”类型的“类国家的国家联盟”(state-like federation of states),其目的是确保其成员国的安全,但前提是人类运用理性的潜能必须得到全面发展,并且把人类社会转变成为一个“道德整体”(moral whole)就是人类理性潜能充分发展的终结。

    康德发展这种联盟的理由在于,自然状态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和战争,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和自由,他们就必须要放弃那种原始的自由,进入到国家联盟当中。而在这个联盟中,哪怕是最小的国家,都能够通过一种联合起来的权力以及联合起来的意志的法律做出判决来获得安全和法权。实际上,早在1775年6月的《人类学演讲》(Lectures on Anthropology)中,康德就提出了要建立人民总参议院(general senate of peoples)来调节国际冲突的思想。

    但是,康德早期关于世界主义的思想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康德并没有对这种国家联盟应该包含哪些不同政治机构进行详细描述。例如,在这个联盟立法机构中,是否所有国家都应该享有投票权,联盟是否应该拥有一支常备军来强制实施它的规则等问题都是不清楚的。

    (2)当提到国家问题的时候,康德并没有敏锐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强大国家联盟中可能存在的非正义问题。他只是讨论了人性的“扭曲之材”(crooked timber)会阻止国家达到完美的问题。

    (3)康德关于国家联盟组成问题的论述也是模糊的。对于谁将成为这个国家联盟的成员,康德暗示可能仅仅是欧洲国家,而非全球的国家,因此有人评论说这似乎不是一个平等的联盟,因为康德在文章的结尾和括号的内容暗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欧洲)某一天将可能为世界其他部分立法。

    其次,Pauline Kleingeld教授指出了在1790s康德世界主义思想发生的重要变化。她认为,康德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重构过程,主要体现在其《论永久和平》(Toward Perpetual Peace)和《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这两部著作中,这一过程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重新强调了共和政体(republic)的重要性。从1790S开始,康德就开始构想共和政体,把它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理想内部结构。在他看来,共和制以国家权力的分立、主体是公民以及立法权通过它的代表掌握在公民的手里为特征,而且共和制以个体的自由为基础,所以是与权利的原则要求相一致的唯一国家类型。

    此外,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又一次修改了他的观点,主张国家的发展与国际联盟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离开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无法完全实现。

    (2)主张由强制性国家联盟向非强制性国家联盟转变。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引入了自主国家联盟(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states)的设想,这种自主国家联盟的目标是保障和维持国家本身的自由,以及联盟国家的自由,使作为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服从公共法律。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国际仲裁和谈判,帮助减少全球冲突,增强国家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康德思想的转变并非意味着康德要放弃自己原先的观点(即建立一种强大国家联盟的观点),而是采取一种拖延的策略,因为首先建立一种非强制性的国家联盟可以把人类带入一种更接近世界主义的状态。

    (3)朝向更平等的世界主义状态。随着康德政治学理论的完善,他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全球法律秩序要求更多的满足条件。在《论永久和平》和《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通过比较,强调了个体的法律地位,而不管他属于哪个种族。在康德的政治理论中,世界公民权(cosmopolitan right)是宪法权利和国际法权利之外的公共权利的第三种分类。他认为,国家和个人都有权利尝试与其他国家和公民建立联系,但是没有权利侵入外国的领土。只要不导致杀戮,国家和非国家群体都有权利以非暴力的方式拒绝访问者。因此,康德明确禁止殖民战争,也强烈谴责对居民的压迫。

    (4)指出了贸易的重要性。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引入了“世界公民权”这一新的概念,使他以前对贸易的论断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给予贸易的影响以积极的评价。他认为,正是贸易第一次把相距甚远的人们带入了彼此之间的平和共处的关系之中,也把人们带入到了相互理解、共同体共存与和平的关系之中,贸易精神可以导向一种功能上类似于国家联盟的状态。

    Pauline Kleingeld教授还分析了康德世界主义思想在变化中依然存在的连续性,而这通常在对康德文献的研究中是被忽略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1780s至1790s之间,康德仍然坚持世界主义思想的。例如,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又一次讨论了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提出的道德世界的理想,在这里,他明确地把这种理想与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

    (2)在康德1780s至1790s 期间的著作中,康德突出了法律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和国际联盟)在目的论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最终,Pauline Kleingeld教授通过对康德思想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道德是康德的终极目的,但其世界主义理论的具体细节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

    2012级博士生于小晶同学对讲座的主体内容进行了翻译和概述,刘孝廷教授讲座对内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对康德世界主义的研究在当代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最近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康德的作用就在于,他立足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启蒙运动以及理性的视角来构想人类的未来,看到了不同区域人类交往的局限性并试图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规划。这种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柏拉图主义的继承,这种做法与权力的顶层设计不同,康德是用理性进行顶层设计。因此,我们不应仅仅盯着康德的“三大批判”,以这为基础,康德在这前后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如对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等,对这些工作的重新考察,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健全的康德,而这样一个康德对于理性的重建和人类的自我调整都是非常重要的。之后,在座的师生也对自己关注的问题与Pauline教授进行了互动。讲座最后,李建会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对Pauline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