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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

2016-05-02

    2013年5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总裁、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老师为我校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方向——新结构经济学。这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研究院、新兴市场研究院和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共同主办。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出席讲座,并代表学校为林毅夫教授颁发了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委员的聘书。 

    我们为何要反思发展经济学

    林毅夫教授先对现有发展经济学的两波思潮进行了深入反思。报告中,林毅夫教授强调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的东西,如果现有的理论解释不了现象,那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进行补充、修正,甚至是推翻。正是反思分析了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结果和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惨淡十年,林毅夫教授创新地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林毅夫教授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指出高速持久的收入增长是现代才有的现象,同时揭示了现代收入增长的本质是:一个连续的结构变化过程,这些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经济体的软硬基础。他认为要想升级决定经济体资源总量和生产要素间相对价格的要素禀赋结构,保证产业升级、收入增长、消除贫困,最好的方法是遵循该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

    林毅夫教授代表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两点政策建议:一是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二是政府提供好的环境。结构主义建议政府着重发展某些行业,但是这些行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来说太过超前,在市场竞争中无法生存,与本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因此,结构主义并未取得成功。接下来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建议政府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却无视了一个事实,即政府当初保护这些行业中的无法生存的企业,导致了内生的扭曲。并且,反对政府积极地鼓励企业进入某些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行业也为“华盛顿共识”所反对。

    林毅夫教授认为,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采用了双轨制的途径:政府为旧核心行业中的无法生存的企业提供支持,促其转型,等到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能自负盈亏,或这些行业变得小而不重要后,才消除市场扭曲;政府提供政策,取消对私人企业进入的限制,鼓励它们进入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行业。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产业升级与政府支持

    林毅夫教授指出,政府的支持,对加快市场经济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经济多元化都很重要,因为市场需要有人来处理企业的外部性,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政府在提供支持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希望用其产业政策来为发展提供支持,但大多数政府都失败了。这令人遗憾。原因在于,这些政府选取了一些行业,而这些行业违背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林毅夫教授如此说道。分析原因,林毅夫教授认为:在政府所支持的行业中,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无自生力,与此同时政府使用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保护政策,以支撑其启动投资和保证企业的日常经营运作,这些行为导致行业缺乏竞争,助长了寻租行为,其结果只能是,政府尝试扶持成功者,却往往选出了失败者。

    林毅夫教授认为,某项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则需要选取那些符合该国的潜在的比较优势的行业:所谓潜在的比较优势,即在经济体中,某个行业有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但其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力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协调和外部性问题,从而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则这些企业可以生存,相关产业也有能力竞争。

    政府如何选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那么,政府应如何选出符合该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呢?林毅夫教授也在此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历史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两点:一、产业政策的失败,通常因为该国瞄准了某些国家的产业,而本国当时的人均GDP还不到这些国家的20%。二、对于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来说,先行者成功的、富有活力的产业发展为后来者提供了发展蓝图。发展中国家即使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新者,但是却可以是一个成功的模仿者。有了别人率先的尝试和探索,发展中国家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就政府对增长点的识别和支持,林毅夫教授明确地提出了六个步骤:

    第一步:找到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比本国高100%左右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选出在过去20年里增长迅速、可贸易、表现良好的产业。

    第二步:看看是否有些本国的私人企业已经在这些行业中(已存在或在萌芽状态)。找出限制质量升级的因素和企业进入的门槛 ,并采取措施解决。

    第三步:对于那些没有本国企业的产业,可以从第一步中选取的国家里寻求外商投资,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

    第四步:除开那些第一步所选取的行业之外,政府还需要注意私人企业的自主创新,并为在新行业里规模化扩大成功的私人企业创新提供支持。

    第五步:在那些基础设施差、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可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 ,以此打破企业进入的壁垒,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业集群。

    第六步:政府或可补偿上述的先行企业,可以是限定时期内的税收优待政策,或是提供直接贷款用于投资,或是提供外汇交易的机会。

    没有万能药,如何对症下药?

    林毅夫教授强调世界上并没有“万能药”,中国要找到自己的药方,对症下药。在最佳金融结构方面,他指出,依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各国最佳产业结构、企业规模、资本需求、风险来源也是不同的。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人力资本的需求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高速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则低,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应先于产业升级进行。

    对于经济开放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开放是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前提。处于转型阶段、由进口替代往比较优势转型时,有必要采用某些对旧核心产业的保护政策。对于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他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更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有帮助,而证券投资流动更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有害。

    对于“流动性陷阱”,林毅夫表示,发达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时有可能发生“流动性陷阱”,而在发展中国家不易发生,因其产业可能升级。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林毅夫表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以及良性的资源开发方式。

    报告最后,林毅夫教授表示: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的金矿,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他指出,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只要政府有正确的产业政策,扶持私营领域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者优势,就可能高速增长数十年,就可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

    政府的产业政策想要得到这种结果,则必须改变其发展思路,第三波新发展思潮,即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基于其现有条件(它们的要素禀赋)规模化其优势项目(比较优势)。

    报告结束后,林毅夫教授与台下的同学们进行了亲切互动,在城镇化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拉动等问题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研究院、新兴市场研究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新闻中心;作者:龚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