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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筑起防灾减灾的“生命长城”
日期: 2012-09-26  信息来源: 北师大校报



第三届国际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学会年会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

  5月14日凌晨一点多钟,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李京带领他的技术团队火速奔赴灾区。当得知受灾最重的有可能是北川县时,他们立即决定:直奔北川!

  道路完全中断,无法乘车。要进入县城中心,唯有爬山。山路飞石不断,稍有不慎,便会丧命。李京幽默地说:“那时如果被山石砸中了,即使侥幸不死,也没法做调查了。”

  他们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巨石堵路时,就扛着沉甸甸的设备绕着走,完全忘掉了个人的极端危险和身心的极度疲惫。

  高度精确:汶川地震灾情快速评估

     5月13日,也就是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史培军就已向民政部建议:“准备至少100万顶帐篷,遇难人员达5至10万!”在当时灾情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这是怎么预计出来的呢?

  史培军告诉记者,因为重点实验室有全国所有地区与地震灾害相关的基本数据。12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很快就在网上公布了此次地震的模拟烈度图。在把这个烈度图与我们的基础地理数据进行叠加后,很快确定此次地震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条形地震带。由此经过迅速严谨的科学评估,得出了以上结论。

  5月15日,李京和他的技术团队进入北川县城中心。

  一路奔波,来不及歇口气,他们立即找到一块平地,以便支起卫星通信设备,用无人飞机遥感拍摄震区状况。在当时交通和通信中断、信道严重堵塞的情况下,只有李京携带的北斗导航系统一直信息畅通,能随时随地及时向国家减灾中心发回信息。

  当被问及为何会选择卫星通信系统、“北斗”导航系统还有小型无人驾驶飞机作为应急响应设备时,李京自豪地说:“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做研究且拿出了很多的实测数据来证明这套设备的可用性。2008年初的南方雨雪灾害救援,设备第一次投入使用便取得了实效。到汶川地震时,这套设备已经发展运用得很成熟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套设备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北川拍摄的灾区遥感图片传到北京,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汶川,“没想到北川损失更严重!”

  实际上,早在5月12日晚,在看到灾区地震模拟图时,史培军的第一反应就是:“北川有大问题!这条地震带呈‘中间窄、两头粗’的哑铃状,是以北川县城和汶川映秀为中心,北川离汶川虽远,受灾却最惨重”。

  可以说,李京团队为专家组做出准确的评估和判断、为国家及时有效地开展救援,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地震灾情信息。

  为指导灾后重建,史培军带领的专家组需评估灾区各个县区的灾情程度,并据此排出一份灾害损失县区顺序名单。名单出来后,第一个是北川,第二个是汶川,第三个却不是青川,直到第五个才是青川。那时候人们的印象普遍是“三川”受灾最严重,中央领导也觉得这个排序不对。面对质疑,专家组坚持科学评估,再次做了详细认真的工作,但得出的结论还是与原来一样,最终中央接受了这个结果。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史培军深有感触地说:“科技工作者只要认真地、科学地完成了工作,就不怕领导不接受”。

  从5月25日开始,整个抗震救灾工作进入到安置重建阶段,史培军带领专家组开始为灾民安置提供规划。

  5月26日,他负责的灾害评估组到达灾区,在什邡、绵竹、都江堰向娥乡等地调查,目的是验证绘制的图表是否准确,能否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结果证明,图表的准确性达到90%以上。

  9月4日上午10时,史培军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沉痛地说,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其中四川的损失占到总损失的91.3%,甘肃占5.8%,陕西占2.9%。

  这些数据都是经过再三核实,才最终确定的。汶川地震后,专家组在灾区进行了2000多个点的抽样,在野外进行了大量数据的核定;并利用遥感和地方政府的统计资料做了详细评估。史培军不无自豪地说:“由于我们考虑了灾区整个地震灾害系统的特征,依据完善的巨灾灾害链风险评估模型,进行了综合测评,所以对此次灾害损失的快速评估是准确的。”

  未雨绸缪:综合防灾减灾教育从娃娃抓起

  
2011年5月,《中国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在北京发布。

  这项历时近10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凝聚了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也见证了他们的勤勉和坚持。

  不要小看这本地图集,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布的首部综合自然灾害风险“警示图”。地图集参考了数百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及相关损失数据,绘制了400余张地图及数十张统计表格。

  普通人可以通过它,知道自己的家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风险级别上,从而有助于风险意识的普及和培育,也有助于自然灾害风险转移的经济制度的建立,对国家合理规划生产力布局具有指导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汶川地震等重特大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意味着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于是减灾院发挥专业研究优势,积极服务国家需求。他们认准今后的防灾减灾教育重点在普及综合防灾减灾知识和逃生技能,要从娃娃抓起,利用演练活动和宣传教育,使学校成为综合防灾减灾知识和逃生技能的传播者。

  汶川地震后,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副教授方伟华多次到成都市开展中小学综合减轻自然灾害风险教育工作。经过长时间的案头调研、设计调查问卷和拟定教学大纲等复杂繁琐的工作,方伟华主持编写的《中小学防灾减灾读本》成为四川省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防灾减灾教材。

  该套教材因紧密结合当地自然灾害的特点,广泛参考当地教师、学生和专家的反馈意见,出版之后,深受好评。北京市、江西省的中小学校也打算采用。但方伟华认为,“灾害区域性很强,北京、江西面临的自然灾害跟四川非常不同。应该在编写全国性的统一读本基础上,鼓励编写区域性的乡土教材。”

     有了教材之后,负责教授安全课的老师在哪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方伟华带领他的团队不厌其烦地分别在都江堰、大邑等地通过讲座、活动、演练、示范课等多种形式,对中小学一线教师、减灾管理干部进行培训,培养了众多教育骨干教师,带动了当地综合防灾减灾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的开展。

     要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充足的人才储备更是必不可少。2008年,减灾院利用“111项目”资助建设“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创新引智基地”的契机,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罗杰(Roger)的带领下,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模式,广揽专业英才,大力培养骨干青年人才,最终形成了“参加国际合作项目与国际会议、聘请国内外大师授课与讲座、选送优秀学生到世界名校攻读博士学位”三者合一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2009年,该培养模式获得国家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负责此工作的“985工程”外聘教授韩国义、获得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的副教授徐伟,都颇有感慨地说:“这种人才培养机制是卓有成效的”。

     截至发稿,减灾院已举办4次年度工作会议和3次野外考察,3届暑期灾害与风险科学高级研讨班。申请获得重点国际合作项目4项、国家973项目1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项,发表SCI/SSCI期刊论文73篇,出版专著4部、地图集1部,为国家应对巨灾提供咨询报告10余份;创办《国际灾害风险科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并与国际上5所知名大学研究所或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同创新:打赢防沙治沙攻坚战

     2000年的春天,华北地区接二连三地出现沙尘天气。时间之早、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为历史同期罕见,个别地方甚至造成了人员伤亡。

     防沙治沙,刻不容缓!为此,国家科技部成立了多学科协作的科技部防沙治沙专家组。史培军作为组长,获邀为国务院领导做“中国防治风沙灾害”的科技讲座。在国家提出“退耕还林”政策之后,讲座上史培军提出了“退牧还草”的主张,得到了领导们的首肯。

     减灾院党总支书记刘连友教授说:“从清朝后期,内蒙开始开垦土地。然而,耕作是必然要翻土的,这自然会破坏草地。等到春天的大风吹起时,风沙便开始肆虐。”

     那是不是就不能种地了?当然不是!“改变耕作习惯是一项很好的措施。我们可以在收割春小麦时,只把麦穗取走,秸秆则一直留到第二年的春天;而不像从前那样,到秋天把秸秆翻到土里。这样春风再起时,风沙就会小很多。”

  多年来,背负着防沙治沙的使命,减灾院教授高尚玉、邹学勇带领着风沙灾害研究团队,积极参加科技部“首都圈(环北京)防沙治沙应急技术研究与示范”专项等1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多项成果。其中,“近地表风沙活动规律研究”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基础类)二等奖。

    “治理风沙,要走一条综合协调之路”,高尚玉说:“从2000年开始,防沙治沙领域相关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等就已综合投入、协同攻关,多种措施共行,取得了不俗成绩!”

     “我们对这门学科有着特别浓厚的感情,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野外观测”,刘连友说。为了发展沙漠科学,减灾院在北京市延庆县、陕西省靖边县分别设立了防沙治沙试验基地。为了能收集到样品,“沙尘暴来了别人是往家跑,我们却是迎着上沙丘”。

     为完成好防沙治沙的神圣使命,减灾院强调加强综合风沙灾害风险管理,坚持适应、缓解和应急“三位一体”,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目前,除了风沙灾害研究团队,研究院还有灾害科学、应急技术、风险管理、资源生态其他4个多学科组成的研究团队。在由60多名骨干组成的5个研究团队中,科研人员的专业背景涵盖干旱、台风、雪灾、洪水、地震、地质灾害等领域。各个团队中的研究人员,既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又可以在学科交叉的合作平台中不断获益。

     减灾院执行副院长陈实说:“研究院正在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协同创新模式,统筹安排,全力以赴,创建国际一流的灾害风险科学中心。”

  中国声音:全球变化综合风险防范研究

     2011年5月10日,对于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来说应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的核心科学项目综合风险防范IRG(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Project)启动会隆重举行。这一天,国内外众多知名灾害专家慕名而来,共襄盛举。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等待了5年,也准备了5年。

     2006年,由史培军带领的团队提出了开展“全球环境变化条件下的综合风险防范研究”核心科学计划。

  2007、2008、2009年,经过分别在中国、巴西、美国、德国的6次充分的国际研讨,该计划被IHDP正式列为新一轮的核心科学计划。

     2010年10月,IHDP科学委员会波恩会议正式通过这一核心科学计划,列入IHDP正在实施的8个核心科学计划之一。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项目”,减灾院副教授汪明振奋地说,“这是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中首次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引领的国际核心科学项目”。

     以往的核心科学项目,中国只能作为参与方,主导权少,国际化层次低。而在此次项目中,中国科学家占据了绝对主导权。这标志着国际科学界对我国灾害风险科学研究能力的充分认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管理上,项目采取相对灵活的区域办公室的运行机制。在科学委员会的指导下,以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总部和全球五个国际区域办公室(欧洲、东南亚、北美洲、非洲、拉丁美洲)协调合作的方式开展,从美国回国的叶谦教授被聘为北师大总部的办公室主任。这种具有创新性的管理模式,使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如鱼得水、精诚合作,探索适合于应对全球巨灾风险的有效办法,提高人类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造福全世界。

     IRG项目的主体框架包括社会—生态系统、转入—转出机制、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与建模、比较案例分析,最终产出是提出综合风险防御范式。

     当前,IRG项目已取得初步成果。在2012第四届达沃斯风险论坛上,IRG项目团队的报告、专著以及《国际灾害风险科学学报》等系列成果赢得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减灾院希望,在未来的10年内,IRG项目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至少要出版10本以上能够很好地解决综合风险防范科学问题的中英文专著;建立起一个真正国际化且受到国际同行认可、包含老中青的科研梯队;同时服务于研究院灾害风险科学学科的建设,使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在世界上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灾害风险科学研究和教育基地”,叶谦信心满满。

   屈指算来,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至今已走过了23个年头。她的前身是1989年由张兰生教授、赵济教授和史培军教授组建的“中国自然灾害监测与防治研究室”。当年,应周廷儒院士提出的加强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主张而成立的那个小小研究室,也许并未预料到有今天的规模与成就。然而,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对于未来的发展,却已经描绘出了宏伟的蓝图。为了筑起综合防灾减灾的“生命长城”,为了让“中国声音”唱响在减灾与综合风险防范研究的国际舞台,研究院上下正凝心聚力、拼搏进取、蓄势突破,携手实现自身的新发展,开创自身的新辉煌!
 

(来源:北师大校报;记者 张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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