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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立正:北师大走出的“铁道游击队队长”

2017-05-24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我们扒飞车那个搞机枪,撞火车那个炸桥梁,
       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听到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你一定不会陌生吧?自195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放映,这首插曲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经久不息地流传了半个世纪。这首歌展现的抗战中神勇无敌的铁道游击队,也早已在银屏上深入人心。然而,不为我们所知道的是,电影中铁道游击队队长的原型,正是我们学校走出的一位师兄,文立正。

       文立正,原名文立徵,字国遒,1911年4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东湖镇天柱村的一个军官之家。从岳云中学高中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辅仁大学录取,于1934年9月来到辅仁大学化学系报到。
 


(图为文立正故居)
 

辅仁岁月:初燃爱国激情

       辅仁大学建校之初是一所天主教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所在地。当时的辅仁大学名师云集,胡适、刘半农、朱光潜、周作人、季羡林、郑振铎、范文澜、沈尹默等都曾先后担任过辅仁的教授。学校声名鹊起,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

       文立正所住的宿舍古色古香,窗外就是北海的白塔、景山的风光。据文立正在家信中记载:室内餐间、澡堂、洗脸间一应俱全,靠床还有暖气管,一切设施极具现代化。不过,文立正是一个非常有忧患意识的人,他在给弟弟文立徽的信中曾说:“物质享受太丰厚,容易懒惰下去,你须得时时警惕我,鞭策我。”

        辅仁的教学除了国文和军训之外都是美国人和德国人任教,全英授课。虽然文立正的英语在岳云中学是最好的,但在辅仁学习时仍然感到非常吃力,在写理化报告和询问教授问题时常常困难重重,但是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分析原因,认为自己没有养成查英语字典的好习惯。于是他一遇到生词就查字典,强记强背,慢慢地克服了困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在辅仁大学求学期间,他曾怀着满腔热忱给高中的弟弟文立徽写过一批家书,信中充满对弟弟的殷切希望:“青年在十八岁时,是学问真正驰入他脑子的时候,以后就只有经验的充实,再无学问的进展了。你如想应当享受学问的权威,伟大的自由,你该当此立基。你不是也未到十八岁吗?我希望你的面巾上有因打球流的汗,也有因读书流的汗渍。”也谈到了对家庭的责任与人生的认识:“人的生活种种作用,本是一种波状曲线,有向上的时候,也有向下的时候。我们要使这种曲线面下的曲度减少,一方面要靠继母大大整理家庭,使生气、乐趣、喜快充盈于我们全家人之间,使父亲得着安慰。一方面是要使我们兄弟努力做人——锻炼自己,做一个‘最好的我’使父亲增加新的希望。”更有对当时国事与时局的看法,在1935年11月24日的信中,他谈到了对当时日寇侵略华北的悲痛之感:“要问华北的消息么,那正在破灭与创造之间。事已确到最后关头,屈辱流离在所难免,这点当我去年北上时就认清了的。我并不因此惶恐,只更自努力,知学生生活一日宝贵一日,活动力、沉毅力更增大了。”

       面对山河破碎的局面,加之《救亡日报》上接踵而来的坏消息,文立正变得忧心忡忡了。和那个时代其他的有识之士一样,他年轻的心在思索:谁能拯救中国?抗日的前途在哪里?

“一二·九”运动:与同学们一起战斗

       1935年5月4日,辅仁大学进步学生组织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十六周年庆祝大会。文立正和好友去参加,听了学生领袖的演说,他和同学们振臂高呼:“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八一宣言》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11月18日,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抗日救国运动。辅仁大学不仅是这个学生组织的成员,而且学生刘定乾(化名彭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化工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是这一组织的负责人。

       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刘定乾等共产党人的指挥下,文立正和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学生涌上街头,他们先在天桥和前门火车站分别集中,与2万多市民和学生一同参加大会。会后,3000多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群情激奋。文立正走在辅仁大学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举着旗子、喊着口号、不时向两边围观助威的群众散发着传单。

       文立正和同学们迎着木棍和皮鞭,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很快把军警冲散开。警察见使用木棍和皮鞭拦不住游行的队伍,就改用水龙头扫射。冰冷的水流喷射在文立正和同学们身上,文立正的衣服浑身湿透,一些女同学被强大的水流冲的东倒西歪,站不住脚,大家便手挽着手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回到学校后,辅仁大学清点了一下人数,有不少同学都负了伤。文立正也鼻青脸肿,一身整齐的学生装被撕破了。晚上,文立正顾不上一天的寒冷、疲劳和身上伤痛,挥笔给亲友写信,详细叙述了“一二九”当天游行示威的经过和悲壮情景。这封信他用复写纸写了好几封,其中寄给好友李锐(原名李厚生,与文立正系中学六年同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等职)的那一封,被李锐连夜抄好张贴在了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门口,并于墙角下置一把旧菜刀,张贴了一张字条: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这封信使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武汉蔓延,也使李锐终生难忘。建国后,他每每回忆起这件事,都对文立正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

       随后,文立正又参加了北平市学联组织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并在第二年九月参加了辅仁大学绥远前线慰劳队到前线劳军。战斗间隙,同学们为战士们表演节目,文立正表演的正是口琴演奏《松花江上》,这一深情地演奏让不少战士失声痛哭,更激发了文立正的爱国之情。
 


(图为文立正和好友李锐,图右为李锐)


投身抗战洪流:把思想工作做到敌伪据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对文立正的震动很大,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真心抗日的决心,自此,他决定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文立正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认为:“国家和民族正遭受日寇的蹂躏,自己怎能安心在书斋里苦度时光。”再三考虑之后,文立正办理了退学手续,依依惜别了曾经魂牵梦绕的辅仁大学。他坚定地对好友李锐说:“不赶走日本强盗,我绝不返回校园!”

       随后,文立正通过多方努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党员,战斗在抗日前线。后来,文立正被派到鲁南抱犊崮山区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工作。1939年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以整编和补充枪支弹药为借口,试图将文立正所在的部队调离抗日根据地进而吞并。文立正判断出此中有阴谋,在执行调离命令的途中,粉碎了敌军吞并地方武装的阴谋。

       文立正担任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以后,更是大力发挥自己在学校积累的政治才干,扎扎实实在部队开展整治思想工作,甚至把思想工作做到了敌伪据点。他采用“深夜上课”的办法,即夜晚让部队将敌伪据点包围起来,通过喊话对敌伪军进行教育。每次喊话前,他都精心准备讲话内容。喊话中,他着重讲清抗日形势和前途,宣传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教育伪军放下武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为日军卖命”,有效地动摇了伪军军心。

       面对黎明前的黑暗,文立正不灰心,不气馁,不退缩,不畏惧。他在日记中写到:“先驱者,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一回头,灵魂里潜藏的怯懦,要你停留。”

举办青年训练班:像老师一样深入浅出

       1938年6月底,上级派文立正以政训处的名义,举办青年训练班,以便培养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了尽快提高这批学员的思想觉悟,文立正以一位老师的姿态,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讲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文立正讲课浅显易懂,富有哲理,使大家深受教育。有一次,文立正抱来一捆干柴,对大家说:“这是一捆干柴,现在每人一根,看谁最先能把它点燃起来。”大家开始不解其意,都一一点燃手中的干柴 ,可是干柴只冒烟,总是烧不起来,有的点燃了,但又很快熄灭了。文立正笑着说:“这叫独柴不着火,火不烧独柴!”紧接着,他叫大家将干柴集中放在灶膛里,再一次点上火,干柴立刻熊熊燃烧起来。在这一场景中,他说:“现在整个中华遍布干柴,整个山东遍布干柴,这个干柴,就是民众。只有把民众动员起来,抗日烈火才会燃烧,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就这样,五十余名热血青年加深了对团结抗日的认识,加深了对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理解。

        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时,文立正始终坚持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他见战士们文化程度低,就利用集中学习的机会给他们上文化课。没有纸笔,他就叫大家围成一个圈,用树枝当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带大家认和写。他见战士们年轻活泼,就教战士们唱最简短易记的歌,让大家在唱歌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受教育: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太阳照着万物生长,
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得解放!”
这种寓教于歌的教学方法非常有效,战士们从学唱中更加坚定了跟党走、抗日到底的决心。
 


(图为文立正入党的志愿书)

“飞虎队”政委:铸就铁道游击队传奇

       1943年3月,文立正随同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检查支队工作,后被留下来代理鲁南军区独立支队兼所辖的铁道游击队政委。铁道游击队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跃在山东枣庄微山湖一带的抗日武装,因为主要在铁路线上工作,随着工作开展范围的扩大,也被称之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

       铁道游击队有300多人,多为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失业人员和流浪者。他们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截军列、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令敌伪闻风丧胆,被人们称为“飞虎队”,被115师的政治部主任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但是,在文立正到任以前,铁道游击队曾连续两次遭到敌人沉重打击,先后牺牲了好几位主力队员。战士们意志消沉,有的人喝闷酒,有的人整天骂骂咧咧。

       文立正意识到,他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引导大家正确认识目前的形势,赶快从悲观和急躁的情绪中走出来。于是,他耐心地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诚恳地对大家说:“牺牲了战友,我们谁不悲痛?但光悲痛行吗?蛮干、拼命能解决问题?我们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甚至被敌人吃掉,遭受灭顶之灾。因此,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去创造更多的战果,去争取更多的胜利,以告慰牺牲的战友,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通过文立正这样的开导,战士们脸上的愁云怒气消失了,又像往常一样正常地战斗、生活。

       在艰苦的环境中,文立正总是穿着一件褴褛的长袍,着一条补满各色补丁的裤子,戴一顶破毡帽头,套一双鲁南山区特有的铲鞋,束一条用布带子编成的腰带,因袍子太长行军不便,他就将大长襟翻过来掖在腰带里,两把短枪别在腰间,衣服口袋里装着写满工作情况的小本子。他还随身带着口琴,在战斗间隙,他会给老乡的孩子吹奏悠扬的旋律,教他们唱歌跳舞。文立正的一举一动中带着一种美德,他不仅被战士们喜爱,还赢得了老乡们的欢迎。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军部迁移到了江苏盐城,由江苏至盐城的通讯路径急需打通并掩护,津浦铁路就成为了关键节点,鲁南军区决定由铁道游击队担当这一路段的护送任务。文立正在护送干部过境、掩护秘密通道等重要工作上做到了万无一失。他对地方保甲长晓以大义,鼓励他们“明里为鬼子维持会长,暗里为共产党办实事,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为抗日工作出力”。从1942年到1944年,文立正和铁道游击队的历任领导带领这支队伍成功地护送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陈光、朱瑞等1000余名干部往返延安,从未出过一次差错,受到了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这支灵活、英勇的铁道游击队渐渐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染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大家都传说铁道游击队员能够飞檐走壁、刀枪不入;他们可以像燕子一样飞上火车;他们跑得比火车还快;里面有一个政委,他的手往车头上一拍,火车就不出气了,马上停下;他的枪往头上一举,就能百步穿杨;他还会使用隐身法,使鬼子四处都找不到他的队员……这些看似“迷信”的传言背后,体现出的是老百姓对铁道游击队最朴素的褒扬和信任。

丁家堂惨案:头部中弹,倒在血泊里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至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的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而在一个多月前,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新四军要求津浦铁路沿线的一个日本连队投降时,这个连队的大队长声称只对“飞虎队”投降,并指明只向文立正交武器。

       然而,此时的文立正早已不在铁道游击队。1945年2月22日,他被日伪军杀害,这位年仅34岁的铁血青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实际上,1944年11月,鲁南区党委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任命文立正担任中共鲁南区委二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要求他帮助开展游击区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反奸锄霸、扩军参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工作。1945年春节前后,文立正恰好去管辖的六区丁家堂村开辟工作。当年2月22日正月初十,文立正给丁家堂的党员上课到夜里11点多,才回到住处休息。正在此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原区武工队副队长徐宜南叛变了,他把文立正的住地和行踪等秘密情况向国民党专员、保安二师师长、汉奸申宪武告密。申宪武决定拿下文立正向日军邀功请赏。

        申宪武带着保安二师一团的部分官兵进入了丁家堂,文立正听到窗外奇怪的响动,立刻警觉地喝问:“谁?”此时,一排子弹从窗外射进来,其中一梭正中文立正头部。区武工队发现敌情后,向敌人展开反击,敌人很快鸟兽四散了,然而文立正却倒在了血泊中。

        文立正牺牲后,中共临城县委第六区区长范有功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当地的党员干部,武工队的队员,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连的积极分子,丁家堂村的父老乡亲,都来送文立正最后一程。

        范有功在追悼会上沉痛地说:“文立正同志自从1938年来到鲁南地区,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极其艰难困苦、复杂尖锐的斗争中,英勇战斗、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做出了良好的成绩,最后为党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他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好同志。”

        妇救会和青救会的同志还在追悼会上唱了一首问答体的挽歌:
        什么人造成了丁家堂惨案?
        什么人带路当的汉奸?
        什么人为国殉的难?
        什么人准备去大报仇冤?
        申宪武造成了丁家堂惨案,
        徐宜南带路当的汉奸,
        文科长为国殉的难,
        同志们准备大报仇冤!

        这首挽歌唱出了事件的真相,也唱出了人们沉痛的心情。1945年,叛徒徐宜南被中共临城县委第六区区政府处决;同年8月,汉奸申宪武被俘,经公审大会决议后,将其枪决。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文立正牺牲四年多了,但人们没有忘记这位抗日英雄,山东省临沂市为纪念在辖区范围内牺牲的革命烈士,修建了规模宏伟的烈士陵园,毛泽东主席为高耸入云的烈士纪念塔亲笔题书“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

        在陵园的革命烈士纪念堂内,一块巨大的石壁上镌刻着六万余名烈士英名,其中又特别制作了三百六十五名团职以上烈士名册,在这份名单中,“文立正”三个字赫然在目。这位从北师大走出的铁道游击队队长可歌可泣、亦传亦奇的事迹,将永远被人们纪念、传颂。
 


(写有文立正名字的纪念碑)


撰稿:张蔚 李兰仙
责编:李兰仙 石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