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为唐朝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此间，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且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的重要时期。丝绸之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生动展现了唐朝的世界性。至今外国人仍称呼华人聚居区为“唐人街”。

通商易货之道：唐朝成为世界纺织品中心

隋唐丝绸之路上，由各地商贾、使节带来的手工器物和动植物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以商贸为基础的丝绸之路上，流通着钱币、金银器皿、玻璃器、瓷器等精美器物。

隋唐广泛吸收了各地器物的制式和艺术。唐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增，这与波斯器物的传入有关。丝绸之路沿线上已发现了大量萨珊波斯银币。唐代长杯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部分器物出现了类似波斯器物的“徽章式”纹样装饰。

纺织品的交流尤其鲜明地代表了“丝绸之路”的独特韵味和唐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唐朝不仅是世界最华美的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国，还大量输入其他地区纺织品，并进行融合创新。当时仿制的“波斯锦”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新罗的“五彩氍毹（qú shū）”、弥罗的“碧玉蚕丝”、大轸以冰蚕丝织成的“神锦衾”、鬼谷进贡的“瑟瑟幕”，以及日本、波斯、大食等地各类美丽织物绽放光彩。对各地纺织品的吸纳，使唐朝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纺织品中心。同样，陶瓷器作为贸易的大宗产品，也积极革新式样，适应不同地区的需求。

除了器物之外，唐更大量引进观赏植物、蔬菜、花卉、观赏动物和家畜等。

唐立狮宝花纹锦图案复原。花的造型总体如牡丹，但其中的花蕾又如石榴；花团锦簇中，是一只站立的狮子。图源：央视新闻

知识交流之路：英国舰船上有中国设计的影子

科学技术是隋唐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农业国，中国注重实用技术的特点使医药、天文历算等知识在隋唐得到了突出重视。

唐代出现了专门讨论“胡药”的《胡本草》和《海药本草》等书，并译介了多部外来验方和医学著作，如《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大批胡人医师活跃在唐朝城乡各地，唐太宗患“气痢”、唐高宗患头痛失明，都得到胡药验方和胡医的有效诊治。

通过交流，唐代科学技术也传播到海外。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在唐代开始传入大食、日本等地，日本正仓院中至今仍藏有唐代的毛笔以及彩色麻纸和白麻纸数百张。

中国先进的农业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海外。以农耕的必备工具——犁为例，唐代曲辕犁设计精巧，回转灵活，已具备犁壁曲面、犁评和犁建、犁盘等部件，可调节犁铧入土深浅。根据美国农学家雷塞（P. Leser）、日本农业经济学家熊代幸雄等人的研究，西欧自18世纪开始的犁的改良及近代化过程，就主要吸纳了中国犁的框式结构特点，以及构成耕翻碎土技术要素的犁壁—犁铧连续曲面。可以说，欧洲农业革命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近代犁的出现，就是在对中国犁进行多次改进的基础上完成的。又如，唐代水利灌溉的广泛开展和先进经验，被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相继效仿。中国翻车（即龙骨水车）的方形板叶链式设计最终影响了欧洲，欧洲方形板叶的龙骨水车直接模仿了中国的设计，17世纪末英国海军所制造的船舱排水设备也由此改制而成。

南宋画家马和之《豳风图》卷中的《七月》部分，农夫在田间耕耘，使用的是曲辕犁。图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文化交流之桥：各地歌舞渐登大雅之堂

隋唐的文化交流还表现在东西各类艺术形式的融通。随着隋唐文化交流的加强，各地的音乐、舞蹈渐登大雅之堂。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大规模改动时，就将原来来自域外的“大食调”“般涉”等的部分乐曲名由胡名译音改为典雅的汉名，体现了唐代对各地音乐文化的吸收。“胡旋舞”“胡腾舞”在宫廷内外流行；四弦琵琶技艺高超的艺人受到欢迎；民间盛行的胡人幻术、杂技等百戏则吸引着百官与士民“从昏达旦”地欣赏。此外，各类艺术形式也通过器物纹饰等形式体现在隋唐文化中。

隋唐的艺术也向外传播。唐代的书法、雕塑、绘画全面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艺术。傀儡戏传到朝鲜半岛，被称为“木偶剧”；而西域传入的百戏经过中国艺人的提炼加工，大量涌入日本，其中《钵头》《剑气浑脱》等散乐戏目传到日本后非常盛行，长演不衰。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艺术也西传中国。

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程度深、范围广，已经大大改变了唐人的社会生活，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丝绸之路是连接的纽带，也是沟通的桥梁。千余年前的唐朝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演讲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各国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00讲》，该书由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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