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奠定厚实基础。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统一的本领是中华文明的重大成就，有中国底色，也蕴含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历史学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始终在时空、古今的交融中，在个人、家国的情怀下连绵前行的见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华大地；统一本领；历史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原生文明，也是连续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大特性，这是习近平在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对世界文明进行深度考察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重大成果。“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文明特性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重要元素的不断升华与塑造。五大文明特性的内容虽各有所指，但皆属于同一个整体。它们相互促进，相互成就，共同推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因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又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因此，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本特征和深层根源，对于我们深入剖析中华文明的本质，揭示并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力图用文明比较的方法来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及其当代价值作一新的较为深入的解析和阐发，以求教于学者同仁。

一、中华大地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文明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在旧大陆，人类的原生文明皆出现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大江大河流域。这是一般的常识。无论是位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还是位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文明；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都与大江大河有着密切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纬30度附近的大江大河流域土壤肥沃，雨量适中，是农耕时代物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气候和自然条件最利于人类的生息和居住。当然，由于各文明区所属的地理位置、水系分布与灌溉面积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各文明区的规模、特征和发展结局也完全不同。近代知名学者钱穆先生坦言：古代埃及文明只藉尼罗河一条河流和一个水系。古巴比伦文明依托底格里斯与阿付腊底（幼发拉底）两条河流合成的一流，但其实仍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面积很小。至于印度文明虽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也不算大，其水系亦很简单，没有太多的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极大的河流与许多极为复杂的水系。地理环境和水系规模直接决定了各原生文明区的农田灌溉面积。研究表明，古代两河流域的农田灌溉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会超过2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灌溉面积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大些，但因为印度河流域的原生文明早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就灭亡了，所以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有限。与其他大河相比，埃及尼罗河算是历史上最为温顺的河流。它不但每年准时泛滥，而且泛滥季（7月、8月、9月、10月）与农业的播种季（11月、12月、1月、2月）和收割季（3月、4月、5月、6月）相向而行，刚好错开，故而对农业生产伤害较小，被誉为古代埃及的“母亲河”，享有“埃及是尼罗河之恩赐”的美称。不过，就灌溉面积而言，埃及尼罗河也不会超过4万平方公里。至于四大文明中的中国，灌溉面积则远远超过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总和。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的总体灌溉面积为500多万平方公里，大约是两河流域灌溉面积的250倍，尼罗河流域灌溉面积的125倍。

大河流域灌溉面积的规模虽然不妨碍文明的产生，但对文明的发展影响较大。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因为立足于较小的地区，所以回旋的余地非常有限。“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而中华文明则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所以能够传承数千年而绵亘不绝。”

正因为中华大地水系发达，地域广阔，所以中国的交通道路网也较密集，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封建、置郡县，实行“车同轨”，使全国的交通畅通无阻。与西方强国罗马的“条条道路通罗马”相比，中国古代的道路建设别具特色。它铺设在陆地之上，呈线型分布，可以长期保持各地间的互联互通，有连续发展之特征。罗马位居地中海之中，要完成帝国内的互通，就必须打通地中海沿岸相关港口间的交通，受地中海地区政治、战争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当罗马帝国强大、地中海成为罗马内海的时候，各港口之间还可相互联通；但一旦罗马失势，去帝国化、去地中海化成了谁也阻挡不了的必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变成了“条条道路很难通罗马”。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固然与两国间不同的政治形态有关，但也不应否认不同的自然条件在两国兴衰存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也正是因为中国具有地域广阔且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所以进入中原以及长江流域的周边民族皆融入了内地民族之中，成为壮大内地民族的新生力量；进入边境的内地居民也同样有被融入其他族群之内的。他们相互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同体。至西汉末年，中国的人口已增至6000余万。这一人口数与同期的罗马相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罗马靠武力征服起家，地中海不允许帝国形成陆地相连的庞大整体。帝国的中心意大利，三面临海，一面靠山，面积只有约33万平方公里。在当时的条件下，意大利只能养活600多万人口，无法养活更多的外来民族。所以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这些“蛮族”在打下罗马城并劫掠城内的财富之后不久，就撤出了意大利，根本无法在意大利半岛立足。罗马虽有大国之尊，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将帝国居民融凝成罗马主体民族的自然条件和客观因素。而中国，早在先秦时期，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就已完成。民族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则是民族发展的保障。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壮大与中国历史上政治大一统格局紧密相连。“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演进推动了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政治统一格局又反过来巩固了民族交融的成果。”这种民族交融与政治统一格局的积极互动，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规律。而支撑这一基本规律运行的基础恰恰就是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地理环境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自然基础，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地理环境不能决定文明的性质，但对文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广阔的中华大地孕育并滋养了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则依托中华大地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中华大地有“厚德载物”之美誉；中华民族更有“敬天重地”之传统。和谐共生的中华大地与中华民族，“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为中华文明之长久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厚实之基础。

二、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英文中的“culture（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词根为“colo”，与农耕相关。英文中的“civilization（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lizo”，词根为“civis”，与城市里的公民有关联。而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国家（civitas）则是原始社会跨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与文化之间有联系，但又有不同。“作为整体的文明，以社会的进步价值形式而存在，内含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有丰富文明内涵之贡献，而文明则有决定文化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之功效。”

从历史的发展情况看，文化早于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的产物。考古证明，早在100万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人类。百万年的人类史、万余处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为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所创的中华文化，不但根系发达，多元汇聚，而且一线相承，传统不断。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像周公、孔子、老子、荀子等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与教育家，提炼并编写了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道德经》《荀子》等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与“教科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形成了极具生命力的文化传承体系。所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就是中华文明师承体系的重要缩影；所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就是教材体系延续承传的重要体现和反映。这里的“六艺”，指的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从司马迁对君王、贤人和孔子的对比评价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旺盛的传承力。秦统一中国以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逐渐出现如《中庸》中所言“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的文化现象。正是因为文化上旺盛的传承力和统一本领，才保证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中华文脉延绵不绝。

中华文化坚守以人为中心的基本准则，立足“人本”而不是“神本”，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以“自律”“自强”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内涵，鼓励知识创造，凝聚人文精神，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内化力和生命力。正如曾来过中国讲学和考察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所言：“与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相比，中国更像是一个文化实体——唯一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文明。”罗素认为：自孔子时代以来，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马其顿王国和古代罗马帝国都相继消亡了，唯有中国文明通过不断的演进和发展而得以延续。“虽然中国文明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首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科学知识，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在中国，我曾经遇到一些中国人，他们犹如我们西方的教授一样熟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平衡，也没有脱离自己的人民。”在罗素看来，印度来的佛教没有将中国文化印度化，也没有将中国文化佛教化。同理，近代西方文化也不可能使中国文化西方化。

罗素看到了中国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价值，但他没有注意到中华文明是一个综合体，有其独特的统一本领。而这一点，另一位研究人类各文明形态的英国学者汤因比比罗素看得更准确、更深刻。汤因比坦承：“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中华文化是“合”的文化，是“聚”的文化，更是能将超大规模的人群“融在一起”的文化。政治和文化上统一的本领来自中国人的长期实践，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它使多元的中华文化交融汇聚，凝成一体，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它是中华文明重大成就的体现，有中国底色，也蕴含人类的共同价值，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如果说政治上的内聚是大一统传统必然的话，那么文化上的凝聚则是中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以及“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等精神特质的自然升华。

习近平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表明：底蕴深厚、包容开放的中华文化不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而且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内涵；与此同时，持续前行的中华文明又在整体上引领并规范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它们相互促进，共同铸就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传统的赓续，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三、史脉相承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历史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客观的历史经常发生，但历史学不一定随客观历史的出现而出现。在众多的原生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有苏美尔等王表，但没有出现反思人类自身行为的历史学；尼罗河流域文明有国王名录，也没有出现反思人类自身行为的历史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有印章，但无王表，更无历史学。雅利安人创造的印度文明有无数文献宝藏、有宗教古籍、有灿烂的诗歌作品和远古的经典，但还是没有历史学。唯有中华文明视史学为人类镜鉴的宝库，很早就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人物贯穿于叙事之中，走上了历史学与政治融通发展、历史与文明共存互进的独特道路。早在公元前841年以前，中国就有了古籍记录。在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中国发明了历史纪年，产生了特色鲜明的编年叙事，而且至今未断。以史记事，以史论事，是中国历史学的普遍特征；疏通致远，执古御今，是中国历史学的天职使命；以史为师，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学的崇高价值。中国历史学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而不是宗教神学之内。“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国是一个有历史自觉的民族，是一个能把历史自觉内化为精神力量并产生巨大作用的伟大民族。

中国人尊史爱史，重视史著的编纂与创作，重视史学的传承。中国的史书卷帙浩繁、浩如烟海。从早期的甲骨文卜辞到金文记事，从《尚书》《春秋》到《左传》《国语》《战国策》，从《世本》到《竹书纪年》，从《史记》到《明史》，从《贞观政要》《帝范》到《资治通鉴》，这些既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核心标识，更是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重要体现。

中国的史书不但有鲜明的连续性特征，而且也具有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传统。《史记》设《大宛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置少数民族于列传之中，开了为少数民族立传之先河。后世史书中的《四夷传》实际上就是对《史记》编写传统的继承。《二十四史》中保存有众多最高统治者为少数民族的史书，如《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部分）》《辽史》《金史》《元史》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具有神交古今、凝聚民心的突出功能。

近代以来，历史哲学在西方兴起。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史书的丰富性和史学的连续性特征。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曾在其名著《风俗论》中有过这样的评述，他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的历史书没有虚构的神迹，没有得到神启的人物。中国人编撰历史，从一开始“便写得合情合理”。与伏尔泰同期的法国学者魁奈也有同样的说法：“关于历史学，这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魁奈认为：在古代中国，王朝可以变化，但史载不会断绝。当王权转移到另一家族手中时，“（其）言行实录便被汇集在一起，仔细加以比较以确认事实真相”。晚于伏尔泰和魁奈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虽然对中国古代的哲学颇有微词，但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还是非常赞赏的。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一书里，黑格尔坦承：“（中国）这个民族拥有自远古以来至少长达五千年前后相连、排列有序、有据可查的历史，记述详尽准确，与希腊史和罗马史不一样，它更为翔实可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部连续翔实的古老历史。”英国近现代史家普鲁姆也承认：“（中国）以朝代相接，有庞大的历史档案，与西方的史料一样丰富，而且时间跨度更长。”加拿大当代学者丹尼尔·沃尔夫更认为：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类别了（与哲学、文学和‘经学’并列）”，而“它在欧洲古代从未获得此种地位，在17世纪晚期之前的西方也未获得”。

国外学者对中国史书的丰富性与史学连续性的评析和赞叹虽不一定发自内心，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的传统史学因缺乏自身连续性，在保存文明的信息等方面存有明显的缺陷。在西方，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是低于哲学和诗学的学问。正像西方的文明是断裂中的复兴那样，西方的史学也是断裂后的再创造，是消除“神学婢女”影响后的再编撰。史脉断裂、排列缺序是西方各国无法回避的事实。而在传统中国，史学却是第一流的学问。史脉相承，从未中断。中国人知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因为史是经验之结晶，史是智慧之源泉，史更是国家政治行进路上之基石。史中有家国情怀，史中有民族脊梁，史中也有文明发展之动力。中国连续发展的历史学记述了中华先人的艰苦创业，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为人类保存了解开无数疑难问题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唐代学者刘知幾曾言：“史之有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中国的历史学在天、人、古、今之间架构了桥梁，在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开凿了通衢，从而使中华文明始终在时空、古今的交融中，在个人、家国的情怀下连绵前行。天、人、古、今同在，个人、民族、国家共存，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历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也是一门察往鉴来的大学问，承载着守护中华文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重任，对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贡献卓著。

四、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明确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来自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实践表明：“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从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中我们能够深刻地领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要回答时代之问，必先追溯历史，理清源流，凝练共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把文明连续之真转化为现实发展之实。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当今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价值所在。

第一，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党得出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它告诉我们：中国人的道路过去是由中国人来决定，现在和未来也必然需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践行。这是历史的逻辑，历史的必然。这一认识对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坚定道路自信意义极大。实践表明：我们党要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应有之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是继承中的发展，传承中的创造。

第二，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不断增强坚定文化自信的定力，大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习近平反复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深沉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剂，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民族。中华文明并非落后、停滞之文明，也非静止不动之“木乃伊”。中华文明所展示的连续过程是承传和创新相结合的历史进步过程。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不但记录了中华民族奋斗的足迹，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且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巨大成果，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不断丰富连续性内涵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库。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之魂脉，必须坚守中华传统文明之根脉，坚持文明的主体性原则，在赓续中华文脉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既顺应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更符合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需要。

第三，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中华文明连续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我们党是中华文明的坚定传承者和弘扬者，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建党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已经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历史表明：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的中华民族，也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飞跃，完成伟大复兴的神圣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坚持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领导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从2012年到2022年，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10.2％；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为改善，仅铁路一项，民族八省区10年间就增加了1.58万公里；我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1.25亿少数民族人口中，流动人口就超过了3700万，等等。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总之，实践是理论之本源。理论来自实践，但又服务于实践，起着时代先声，社会先导的作用。正确认识和阐释从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学界的崇高使命。而深刻把握和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赓续中华民族历史文脉的重要前提。学界理应在回答“时代之问”、解释“时代之需”、建设“时代之文明”方面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本文原载于《世界民族》2024年第3期，作者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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