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人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必须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劳动者，实现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自立自强。高等教育视域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尚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主要表现：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高校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滞后；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力；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该文建议从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驱动高校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构建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良好政策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单独成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涉及的主体，包括党和政府、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要结合点，但依旧存在诸多堵点和难点。本研究从高等教育视角出发，探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意旨、困境和突破路径，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提供强大教育科技人才支持。
一、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意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高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他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二)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劳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新”，全面体现在新质劳动者、新的劳动资料和新的劳动对象等多个维度。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等教育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着培育新质劳动者的源头作用，推动科技创新、解放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作用，承担着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先进的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和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
新质生产力呼唤“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者具有四大特质，即“复合型劳动+科技型劳动+智能化劳动+创造型劳动”。现代工作场景日益复杂，需要劳动者具备跨学科、多领域的综合能力。复合型劳动者能够整合不同知识体系，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提升跨部门协作效率，为企业带来更多创新和竞争优势。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科技型劳动者能够掌握和应用前沿技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是实现高效能、高质量生产的关键。智能化劳动者利用智能系统、自动化设备和数据驱动工具优化生产和管理，提高效率和精准度。创造型劳动者具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能够提出新方法、新产品，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保持市场竞争力。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创造型劳动者是企业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具备这“四大特质”的新质劳动者是推动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通过跨学科、科技应用、智能化和创新来实现产业链的整体提升，助力经济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在全球化和科技加速变革的背景下，只有具备多元技能、科技素养、智能化劳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劳动者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工作方式逐渐向智能化、灵活化转变，新质劳动者的“四大特质”为未来劳动者素养设定了新的标准，必将推动工作场景、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的全面变革。
(三)实现人才自主培养
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目前，我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能力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人才竞争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高等教育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加强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解决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提供人才支持，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全人才链培养、全产业链支撑、全技术链衔接和全教育链服务。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调整学科设置，加强创新人才培养。
(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着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以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建成的教育强国要有强大的科技竞争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必须坚持“四个面向”，全面加强基础创新、原始创新和重大技术创新，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支撑。
二、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困境
与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相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
(一)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
央地产业布局与高等教育布局统筹力度不足。国家层面缺乏宏观指导，地方未能发挥自身优势。一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中西部地区的供给严重短缺。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东部地区88所(59.86%)，中部地区20所(13.61%)，西部地区28所(19.05%)。二是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现“金字塔型”，高职为主的专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为主的本科教育占据了人才培养的主体部分，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比偏低。2023年，我国在学博士生、硕士生分别为61.25万人、327.05万人，在高等教育总规模中合计占比10%左右。世界教育强国，专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大约各占20%(OECD国家研究生占24.8%，欧盟更高达32.2%)，本科层次占60%。三是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足。《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我国科技人才总量为1.12亿人，其中博士学位获得者86.2万人，占比仅0.76%。同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占其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4%。四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率低，职业教育与产业尚未形成深度融合，学校科技研发、人才培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二)高校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滞后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功能演变，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再到社会服务，但目前高校内部的功能整合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一是高校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学科化、院系制”办学，资源分配、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仍以“校、院、系”为基本架构，与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多学科交叉汇聚和跨领域技术集成创新的新常态不适应，学科壁垒严重，跨界、交叉融合创新难以推进。二是人才培养专业布局不合理，与科研、产学脱节。高校专业设置缺乏综合性和跨学科性，人才培养缺乏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学科交叉和国际合作，导致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脱节。三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开放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健全，协同育人效果欠佳。新型高水平科研机构拥有高水平研究队伍和充足研发经费，但缺乏博士培养名额。
(三)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力
国家专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只有3.9%，远低于企业的48.1%。“专利转移转化技术团队能力不足”“专利不能满足市场化实际需要”“专利评估、定价困难”以及“担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等成为主因。
(四)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够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应是技术研发投入的主体。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整体较低，离开科技创新谈产品创新的现象较为普遍，领军企业在产业创新生态构建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发挥不足。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尚未形成合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畅，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充分发挥，研发投入严重不足。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5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为1.39%，如果扩大到全部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就更低。
(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突破
高校科研人员和教师仍然被评价考核指标裹挟乃至“绑架”，唯学科排名、帽子、论文、项目等现象仍然存在。支持从0至1原始创新、从1到10颠覆性创新、“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生态环境尚未形成。科技领军人才的科研自主权、管理权尚未得到真正尊重。科技人才知识产权确认与保护机制、人才差异化评价与长周期支持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支撑作用、人才培养主阵地作用、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必须统筹推进新质生产力与高等教育各要素的系统集成变革，激发高等教育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创造活力和创新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布局之变、育人之变和创新之变，培养新质人才，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
三、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突破
(一)适应生产力和产业布局需求，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
美国学者詹姆斯·杜德斯达指出：“社会政治发生着深远迅速的变化，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大学，如果还要继续为后世服务，就要对此做出相应改变”。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引领，以重大产业布局为牵引，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布局，优化国家和地方高等教育布局，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高等教育要通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支撑国家生产力和产业布局，推动高等教育和产业创新发展深度融合，聚焦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高等教育的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持。
优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采取战略举措，总体谋划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学科布局和专业布局。提高中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将中西部十四所高校办学体制由部省合建调整为部属高校，着力加强和支持中西部“双一流”高校建设，以高水平“双一流”高校支撑中西部战略产业部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与城市群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
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启动“实施国家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计划”，加快布局和建设一批国家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支持双一流大学和头部企业合作举办应用技术大学、现代产业学院，支撑国家和地方产业技术创新和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通过招生指标分配和财政拨款机制改革，强力推动地方职业院校全面融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层次升级，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
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有为新型工业化服务的工程技术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更要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顶尖人才能够在源头上带动创新。亟需调整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加快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扩大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高等教育规模，有序扩大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招生规模。以“双一流”高校为主加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探索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打破人才培养学科化、院系制的传统组织模式；大部分普通理工类高校转向应用技术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加快遴选一批职业技术大学，探索和完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设置和技能水平标准，构建完善职业本科院校高等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支持高校、职业院校与行业骨干企业共建产业学院。鼓励有研发能力的人员和机构以项目合同制等方式在新型研发机构兼职开展技术研发与服务，实施高校院所特聘研究员制度，支持企业科研人员到高校院所兼职。
(三)以专业、学科和平台建设为核心，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推进高等教育的功能整合。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大学应完善和整合“知识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四大功能，通过“四位一体”的教育功能整合，全面助力教育强国建设。通过发挥大学的知识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功能，奠基社会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资源、创新成果，推动生产力的变革与进步，实现大学与社会的紧密连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全面优化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大学功能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变化，才能使大学这一组织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保持生机和活力。高等教育专业建设应紧密对接社会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融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强化国际化视野，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模式。适应改造提升传统专业、积极发展新兴专业、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的迫切需要，积极开发新兴专业，改进提升传统专业，优化淘汰落后专业，进一步提升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水平。为了适应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部进行了力度空前的专业布点调整，撤销了1670个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布点，同时新增了1673个急需专业布点。扩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专业，加强生物制造、生命科学、商业航天、物联网技术等领域专业建设，布局低空经济、绿色经济、未来产业专业。更新理念、拓展平台、创新机制，培养大批面向未来产业发展、技术发展的科创人才。
全面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学科是高等教育中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围绕特定研究对象和方法形成的系统化知识集合。学科不仅是高校开展教学和科研的重要载体，也是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核心载体。全面建设交叉学科是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和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应打破传统学科壁垒，调整学科设置，促进理工、人文、社科、医药等学科间的深度融合，形成跨学科的科研团队和教学项目平台。如西安交通大学探索形成了“项目牵引(点)、方向牵引(线)、学科牵引(面)”的三层次、多模态多学科交叉建设模式，设立了30个博士指标支持“博士交叉培养项目”，由不同学科导师自由申报，双导师联合指导，覆盖各类学科。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紧跟学科发展趋势，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建设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设计学等交叉学科博士点，同时自设空天动力科学与技术、无人系统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博士点，设立交叉学科创新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项目。设置航空电推进与智能控制方向，成功研制“北航氢动一号”全电航空发动机。以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依托多学科开展前沿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构建了多个优势学科方向，设立了人工智能一级交叉学科博士点，形成了“智能理论+共性技术+重大系统平台”模式。在课程建设方面，高校应增加交叉学科课程、双学位项目和联合培养计划的比例，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综合素质，满足新兴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全面加强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高校构建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平台，如产学研合作基地、创新创业实验室和产业学院，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打造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促进校内外资源共享，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协同创新，在实战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西安交通大学通过创办校企深入融合的创新联合体，由企业提出需求，学校与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四主体(企业作为需求主体、投资主体、管理主体和市场主体)一联合”平台(与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成立研发平台)。建设数字化学习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和智能化的学习资源，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升人才培养的灵活性与精准性。打造国际化教育平台，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入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全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大类招生、跨界培养、兴趣导向、实践分流。把人工智能纳入高等教育通识教育。强化“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实施工学结合、研学一体人才培养新模式。大力推进跨学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全面推行大学、企业、社会联合培养新质劳动者。如西安交通大学实施“揭榜挂帅”机制，组建校企联合攻关团队，依据企业实际需求和学科人才培养要求，采取硕博贯通方式，订单式培养卓越工程人才。同时，改革学位评价标准，将实践报告、专利和创新成果纳入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倾向。教育部发布了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加强国际合作，为世界工程教育贡献中国方案。
推进“本硕博”一体化高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高等院校、科技龙头企业和科研单位联合培养团队，设立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标准、专业基础知识框架和核心课程、实践项目和评价体系，实施“多导师”(专业导师、跨学科导师和产业导师)、“双平台”(学科平台+项目平台)综合培养模式，形成中国特色项目制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1年成立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实施八年制本博贯通、项目制育人模式，构建“STEP by STEP”培养体系，依据学生个性化培养方案达成度确定本科专业和研究生学位，旨在培养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卓越人才。学校以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为中心，实施“交叉科学问题+跨学科导师组+宽泛培养方案+灵活授予学位”的开放培养模式。
支持高水平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联合培养“双创型”博士人才。增加新型科创机构单列双创博士生培养名额，开展高水平学科交叉研究和深度产学研融合，改革学位授予成果评价体系，培养兼具科研训练和转化训练背景的桥梁式人才，发挥新型研发机构多元集成优势，探索博士层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
(四)以创新生态和新型科研共同体建设，驱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引领的基础创新、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营造创新生态支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造生态”。我国全社会试验研究与发展经费(R＆D)分别于2019年、2022年迈上2万和3万亿台阶，2023年达到33278亿元。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总部位于中国的企业数量先后超过日本和欧盟稳居全球第二位，2022年达到679家。在高水平大学推广借鉴西安交通大学新型研发机构校企双主体管理模式、上海市“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同济大学设立“数学学科人才特区”等做法，探索建立长周期稳定性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创新项目资金支持机制，对顶尖人才、优秀青年人才创新项目，给予稳定支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与市场服务，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专利转化，建立尽职免责等制度。设立“创业探索基金”，建立完善技术转移平台及产业化推进机制，促进专利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和融合，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过程。
实施国家新质生产力大学科技园区引擎计划。建设和布局一批国家高水平国际化大学科创园区，融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形成与创新链相适应、产业链相配套、技术链相衔接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前沿科学技术学科交叉中心”为平台，以大能源、大制造、大信息、大材料、大健康、大设计等博士交叉培养项目为牵引，培养综合能力和复合型人才。如上海交通大学建设了“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成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国投集团合作设立了1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建设“一公里孵化器”，构建了一体化、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
实施国家科技领军企业和双一流大学共建新型研发共同体计划。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引领作用，推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引导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和人才使用主体作用，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型大学和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开放边界，建立“目标共识、任务共担、人才共用、成果共享”的“创新共同体”，共同担负“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责任，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各环节协同创新和优化发展。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共同凝练科技问题、协同开展科研攻关、联合培养科技人才，促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回应科技领军企业技术迭代升级中突破颠覆性技术，在高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中孕育未来产业。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推进“企业出题，科学家响应”科技创新机制；完善知识创新产权确权与保护机制，健全专利等国有资产保护体系。打破研究型高校和科技领军企业“科研共同体”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分配壁垒，探索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共享机制。深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分配制度改革，以所有权改革统筹牵引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建立推行科技经理人制度。建立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授权转化工作规范，总结各地高校专项改革试点经验，出台科技成果转化组织、管理、奖励办法，打通成果管理、成果转化、国资监管等机构壁垒等等。探索推行科学家、研发人员代行持有高校知识产权权益和收益制度。
(五)加快构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良好政策环境
“实施一流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计划”。瞄准世界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前沿，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卓越高等学校体系，采取战略举措引入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延揽、培育和发展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促进多种文化融合中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和拔尖创新人才。
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赋予创新主体负责人用人自主权。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科研主体围绕重大研发项目，构建人才互通、合作交流及联合研发的新机制。倡导具备研发能力的人员和机构，通过项目合约等形式，在新型研发机构中兼职从事技术研发与服务工作。
加大薪酬待遇激励力度。创新科研人员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坚持市场化导向，确保科技人才在科研成果分配上拥有自主权；制定基础研究人员的薪酬管理体系，重点惠及从事基础及前沿研究、承担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任务的科研人员；落实首席科学家和科研团队高层次人才绩效工资总量单列制度；支持高校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兼职相关企业并合法获取报酬，等等。
发挥好评价指挥棒作用。加快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机制的实施步伐。深化人才考核与评价体系改革，探索取消科研人员在项目执行期间的绩效考核，转而实施基于项目最终成果申报的制度；构建以项目终期成果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将实际科研创新成果的质量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贡献，作为决定职称评定、职位晋升及薪酬待遇的关键因素。
四、结语
本文立足高等教育视域这一视角，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培养新质劳动者、实现自主人才培养和科技自主创新四个维度，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根本目的，围绕破解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出适应生产力和产业布局需求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层次升级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以专业、学科和平台建设为核心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创新生态和新型科研共同体建设驱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良好政策环境等五项具体对策。
下一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在宏观上要进一步健全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领导机制，在中观上要进一步突出以“四个面向”为牵引，在微观上要进一步强化跨专业、跨学科教育和以“大平台+大项目”为依托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推动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教育培育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以教育、科技、人才全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