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教师教育的排头兵、“四有”好老师的首倡地和“优师计划”的先行地，回望百廿校史，有一批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他们的高尚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联合策划“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专题，深入阐释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追求卓越和上善乐育的校园文化氛围。

陈垣先生（1880—1971）是学界公认的史学大师，也是享有崇高声望的教育家。毛泽东主席称他为“国宝”。在他身上，爱国和爱教育、治学和育人、“红”的政治信仰和“专”的事业追求相互融合、相互接引。他身上体现、影响广及于弟子，并在北师大得以传承的“励耘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

1951年11月，毛泽东同志接见陈垣校长

陈垣先生是教育工作者的榜样，是中国校长中的一个典范。陈垣先生一生与“学”结缘，教学、办学、治学贯穿终身。从19岁开始，他先后在小学、中学，长期在大学教书，创办过医学院、工读园、平民中学，除去短时期的办报和从政之外，从事教育工作逾70年。期间，1926年，他开始在辅仁大学主持校政，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陈垣继续担任校长，直至离世。连续担任大学校长46年，这样的记录，恐怕无人能够超越。1917年，陈垣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以其为开端，他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不仅“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上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在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和校勘学等方面为历史文献学做了建基的工作”。先生的教学，众称循循善诱，结成桃李满园。先生的治学，多为后世开山，垂范后辈学人。先生的办学，涉及全部学段，是名副其实的校长中的一个典范。

乐教爱生、志为一流的教育旨趣。陈垣先生穷其一生，在教育的园地中深耕细作，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实干家。他的教育情怀潜滋暗长于他的学术工作和教师本业，愈到晚年愈加深厚。如果说，早年的执教于篁村小学、振德中学是为谋生手段的话，1908年的参与创办光华医学院，则有“教育自立”的使命感所在。按陈垣的说法，“学术贵自立，不能恒赖于人……近代医学之入广州百年矣，然迄无一粤人自办医学教育机关，有之，自光华始。”无论是办教育还是做学问，都要努力走在世界的前列，是陈垣先生上世纪20年代就表达的夙愿。痛感于丧权辱国的民初时局，他告诫学生，“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从自己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历史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他的“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诫勉，一再激励他的弟子“要使关于中国学问的研究水平，走在世界水平前端”的努力。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陈垣更是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建设上来。谈到对教师工作的坚守，他表达了对青年和教育工作的热爱，“教育工作给了我无穷乐趣。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1962 年，为庆祝北京师范大学 60 年校庆，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今日》长诗 ，“东风今日换人间，化雨无私煦大千，共喜黉门弦诵好，艰辛缔构想当年。宣南坛坫昔频登，六十年来几废兴，广厦凌霄今日起，掀髯俯视旧斛棱。山河八载忆沦胥，闭户西涯苦读书，今日九州红已遍，文光彪炳复充闾。风雨曾催旧泮林，繁枝今日沐甘霖，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这首诗，既是写师大的历史变迁，也融进了陈垣个人的经历，生动而深刻地表达了陈垣先生“春风化雨”的思想境界和“桃李芬芳”的教育情怀。

与历史系教师座谈

教基于研、研教相长的执教风格。陈垣先生是“依赖土法土料”又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成长起来的本土教育家。他的治学常常从育人处着眼，育人也往往以治学成果为根基。史源学是陈垣先生从历代考证之学和文献的校勘中摸索出来的一门新学问，“史源学实习”是他浓缩治史心得而独创的一门新课程。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史树青回忆道：“每周二小时，隔年开课一次。每逢开课，都有很多学生听讲。……每周选讲文章一篇，讲前各生需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并找出文章的史料来源，逐条考证，然后由先生主持课堂讨论。各生每次考证原稿，交先生批改，下周上课发还。”其所用教材包括顾炎武的 《日知录》、全祖望的 《鲒埼亭集》 和赵翼的 《廿二史札记》等，对学生进行“设计选题与命题、史料搜集与甄别、史料剪裁与组织、论著撰写和修改”等系统性的学术训练，每一个步骤陈垣先生都亲力亲为并做出示范。他常提醒学生，“考训史源，有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对于学生的文章表述，他的要求是“简单清楚。有题目当天即作，文章须三四易稿。 ……无一字之费词， 一字不可增， 一字不可少。”陈垣先生对自己的文章 “至少七八次易稿”。关于这门课程的影响，赵光贤谈到，“从此我便养成一个习惯，不论读古书或今人著作，如觉得有疑问，一定要查原书，不怕麻烦。”通过这门课程的训练，同学们多养成了勤奋、严谨的治学习惯。陈垣先生常告诫青年教师，“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讲的。”他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陈垣先生看来，教学是要用充实的研究来准备和提升的，当然，这样的教学也证明了是对研究的极大促进。

循循善诱、度人金针的治学指导。陈垣先生教学有法而又得法。作为考据大师，“探本寻源”在他身上表现为了教学上的“贵疑善问”。他常教导学生，“考证贵能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关于他的教育艺术，启功先生有一段生动的回忆，“陈老师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陈垣先生常指着某件字画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并且还说得出一些有关的问题，老师必大为高兴，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著述种种评价和介绍。如果不知道，则又指引一点头绪后就不往下多说”“想知道个究竟，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明白了一些，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老师必很高兴。但又常在我们的棱缝中再点一下，如果还知道，必大笑点头，我们也像考了个满分，感觉自傲。如果词穷了，也必再告诉一点头绪，容回去再查。”这种情景教学、点到为止而又使人欲罢不能的教育艺术，堪称循循善诱的典范。陈垣先生具有甘为人梯的治学品格，其他学者以编撰工具书为小道，他却认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他编撰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等都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成果。表现在教学上，他特别重视对弟子们“治学门径”的指导，邓广铭谈到陈垣先生对他的影响，“清代诗人袁枚有诗云：‘鸳鸯绣罢从君瞧，莫把金针度余人’，援庵先生教授学生，不仅给学生看鸳鸯，还专把金针度人，示人治学方法，我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教益和启发”。弟子们受他的教泽，其中不少人成为成就斐然的学界巨擘、史学名家。

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

精勤为学、严而有恒的励耘精神。陈垣先生的书斋号“励耘书屋”，学界同仁常以“励耘主人”指代他，弟子也多以励耘书屋从学受教为题来纪念他。陈垣先生谈及他的家世，说“先父名田，号励耘。”他也有“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的诗句存世。刘乃和先生曾著文解释，“以‘励耘’为名，原是要求自己做学问要象耕田除草一样，业精于勤，深耕细作。” 1992年，启功为感谢恩师对自己的教诲，延绵先生的教泽，以售画所得设立“励耘奖学金”。“励耘”可以说是陈垣先生身上最鲜明的人格符号和最突出的精神特质。关于陈垣先生勤苦治学的故事有很多。以治四库学为例，1913年定居北京后，陈垣先生家在北京城西南角，而贮存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书，开馆就赶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一坚持就是十年。每开展一项研究，他总是“竭泽而渔”地掌握资料。这种恒力和苦干使得他在史学的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或谈言微中、或填补空白、或开山奠基的精品力作。先生的励耘精神，表现在育人上，则有本于爱、出于诚、作于严的特点。先生名望大，且相貌威严，初次与他交往，难免让人闻名而惮、见面而怵，但实际情况却正与相反。岑仲勉并非陈垣的门下弟子，但两人书信往来，得到了他不遗余力的提携和指点。柴德赓、余逊、启功和周祖谟等经常聚集先生身边，求学问难。陈垣严于律己，他上课从不缺席、迟到。学生受他的影响，听课时“没有人不自发地挺胸直坐、两手分置双腿之上”。他曾说道，“规矩严，功课紧，教授认真，学生在校时每不甚愿意也。及至毕业，所知所能者少，则又每咎学校规矩之不严，功课之不紧，教授之不认真，何也？语曰：书到用时方恨少；又曰：闲时不学临时悔。”从上所述，陈垣先生诲人不倦，对学生往往严格要求，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良师典型。

英敛之题写的”励耘书屋“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