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泉（1874-1937年），1912-1920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历任清廷学部实业司司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教育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曾参与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的创办和领导工作。他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是促进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近代教育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的不少真知灼见与富有成效的改革实践，尤其是他表现出的殚精竭虑、劬学笃行、实事求是、恪尽职守等优秀品质，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筚路褴褛、殚精竭虑为师大奠基。1912年5月，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发展而来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宝泉任校长。当时的北京高师，经历鼎革之变的乱局，“校内青草满地，荒芜没人，伊威在室，蟏蛸在户”，陈宝泉匆忙上任，带领大家“辟草莱，斩荆棘，筚路褴褛，以启山林”。他全心投入学校发展，很快制定了《北京高师规程》《北京高师五年计划书》，并在随后的任职时间里，年年计划，月月扩充，日日进行。他游说大总统捐资并拨专款支持北京高师建设，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经费的事迹，为坊间美谈。1920年，陈宝泉去职，北京高师由原有的“止有英语、理化二部之本科、预科及博物部预科，学生止百五十余人”，发展为“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理化、博物六部完全成立，复设教育研究科、职工养成科、体育专修科及东三省师范养成班、山西附班等。学生已八百余人、附属学校，中学生三百余人，小学生七百余人。”“新建校舍楼四座，讲堂二十余所，宿舍百余间，各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工业部，一应俱全。”他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遍请名师来校任教，如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璜、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尽一时之选。“辛苦艰难十余年，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为推动北京师范大学由清末学堂向现代大学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陈宝泉是开明校长的典范，在学校管理上，采取校务公开原则，推行学生自治，提倡运动会、辩论会、游艺会、新剧团、雅乐团、讲演会、训育会、德育部修养会等社团活动，使北高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高师的师生员工，甚至是已经毕业的学生，十分爱戴这位校长，陈宝泉离职时，群起挽留，直到1925年，还要请这位前任校长为《毕业同学录》作序，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十分罕见的。一位北京高师毕业生说到这位校长，“吾师桃李满林，铎声一振，弟子来归。”说他是“时之木铎”，应是实至名归的。为纪念陈宝泉校长，北师大分别在不同时期用他的“号”命名学校建筑，建有“筱庄斋”和“筱庄楼”。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大门

陈宝泉题写的北京高师校训

“造成完全之人格”的教育追求。作为教育家的陈宝泉，笃信“教育为救国惟一方法”，主张“崇德、重智、重实科、造真才”，追求“身心调和，以造成完全之人格”的教育目的。中国传统教育，强身健体意识薄弱，基本不以体育为科目。1905年，陈宝泉撰写《说体育》一文，把体育定义为“身体的教育”，北京高师率全国之先设立体育专修科，以及体育专修科学生朱恩德代表国家出赛菲律宾远东运动会，独得个人五项全能、十项全能冠军的佳绩，都可算得上是他建设体育学科、实践体育教育的一个注脚。对于智育，他深刻反省中国传统教育“不求致用”的弊端，主张要培养人民的“智能”，把智育分为“高深的学问”“专门的技艺”“普通的知识技能”三个层面。如果说，这种思想在高师办学有所体现的话，则设“教育研究科”培养高层次教育专业人才、设立平民学校普及“写字、学算以及寻常的事理”、要求史地博物二部学生必须修学旅行，则不一而足。陈宝泉是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他指出，“道德是人生的根本，若没有道德，无论身体如何强壮，智能如何富足，终算不了一个完全人。”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上还为“有信仰的教育”主张，对于教育的不能和难能，认为“能济教育之穷者，则纯洁之信仰是已”。在北京高师，他希望同学们“以教育事业为第二生命，以师范名誉为无上财产”，1918年学校还设立了道德教育研究部。在陈宝泉的推动下，北京高师1915年成立校友会，会中分设总务、德育、智育、体育四部，在功能设定上，“总期全校学生之品谊、学识、体力，得为均一之发达，庶在社会，堪为健全之国民，在学校，堪作完全之师资”。

陈宝泉拟定的《改革师范教育意见》和呈报的《大总统教育意见书》

内外求索、实事求是的治教作风。中国教育在近代的转型，既是一个学习、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转化、探索的过程，但根本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需求。在陈宝泉的教育生涯中，他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但并不盲目和照搬。在政策和举措上，主张“凡一事之兴革，必从调查入手”，常常在事前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做革新转化的工作。执掌高师期间，陈宝泉校长积极引进李建勋等留学人才，恳留杜威在教育研究科任教，推动孟禄访华，北京高师成为了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重要传播中心和实验中心。他先后率团赴日本、菲律宾以及美国开展国外教育调查，带队前往江苏、浙江、广东、香港开展国情教育调查，其撰写的《八年欧美考察教育团报告》《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纪实》，不仅对高师的工作，也对国民教育的推行工作多有助益。如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力斥教员中心主义，带领高师师生开办平民学校等。这种既学习先进又基于实际的风格，使得他的主张和举措多切实可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在《提议规定暂行义务教育办法草案》中说：“义务教育为国民最小限度之教育……不过，人之贫寒者，衣食未必能充，而地方之贫寒者，教育自不能过求完美”，为此提出了“分步骤设立城市、乡村义务教育试验区计划”。1931年，陈宝泉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上任伊始即开展全省教育的全面调查，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该调查成果《河北教育视察要览》，是中国近代教育视察报告的一个典范之作。上世纪三十年代，河北教育事业历遭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破坏，但很快恢复并得以发展，与他的补偏救弊密不可分。他曾在上《范教育总长条陈》中说，“就已有之基础而更求进步，此亦行政家所宜随时注意者”，在别人看来是一种建言，却是他行事作风的一个写照。对他有提携和知遇之恩的严修，评价他“实事必求是”“优学亦优仕”。

陈宝泉的师范教育主张举例

爱校护生、劬学笃行的人师风范。陈宝泉忠厚正直、持躬谨严，他自况“虽乏固穷节，违心非所安”，主张凡事对得起良心，这在他的爱国爱教育的本心坚守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常告诫高师学生，“必有消极的节制，始能养成健全的人格”，“一举一动都要为人师表”。当时的北京高师，门口挂一面大镜子，上面写着“整容貌”三个大字，意在提醒学生在校离校，都要“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必整，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在北京高师任职的9年，他每天都和学生一起做课间操，学生自然没有懈怠的。德籍体育教师对他的坚持十分佩服，感叹“这个校长真好！”陈宝泉的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五四运动期间，他得知学生遭到逮捕，立即多方设法，努力营救。被捕学生返校，他和同学们一道去校门口迎接。为了被捕学生们的安全，也为避免今后谋职遇到麻烦，他还为他们改了姓名，编了履历。数学教育家陈荩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回忆，“我的原名叫陈宏勋，当我于5月7日获释返校后，受到了高师校长、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关怀。校长陈宝泉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为了避免我再次被传讯或逮捕，要把我的名字改为‘荩民’，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我感谢了校长和老师对我的关怀，并改成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打电报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7月，闻讯《何梅协定》签订，他愤而辞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之职。陈宝泉的一生，勤勉任事，廉洁自律，以自警自励为日常。许以粟称赞他，“退食时犹思补过，平生笃行以恭敬。”他学行兼修，学思并进，事功多有，宏论不停，赵元任称道，“羡君所学与年进，掌教真为天下师。”

1919年5月7日，北京高师师生热烈欢迎被捕八勇士返校

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陈宝泉具有孔子所说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鲜明特质，这使得他从事每一项工作都能抱持强烈的责任心。在北京高师任职期间，他本于“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之责任直接以发达教育，间接以巩翼国家”的信念，对学校建设全面规划，对学校的每一项事业都浇灌心血，即使离任校长后，仍极力推动组织“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使得他参与发起的“设置师范大学案”，最终“见诸于事实”。严修评价他，“广厦储师资，满城荫桃李。劳神且焦思，阅时几一纪。”1923年7月，陈宝泉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次长，面对经费拮据、部员怠工、教师索薪等艰困局面，明知自己成为了被操弄的“避债工具”，但仍秉持“专主成全”的敬事态度，焚膏继晷，倾尽心力。对于他在河北任上的工作，赵元任是这样描述的，“今诣力所臻，于教育事业事无巨细而一以贯之，若烛照而数计，始叹其不可及矣”，他的投入同样是常人不可想象的。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本于抗战救国的激情，接受天津市教育局邀请，给天津市中小学教师作报告，劝勉教育界同仁发愤图强，共赴国难。由于当时天气炎热，他情绪过于激动，又患有高血压症，致使从此卧床不治，于天津沦陷日辞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近代教育家“忧时悲世的情怀和救中国的责任”。

批准陈宝泉为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干事的公告（左）

总统批令：教育部呈代陈全国师范校长会议校长陈宝泉等谢悃由（中）

陈宝泉兼代教育次长的通告（右）

陈宝泉信仰教育救国，是中国师范教育的重要先驱，是推动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身体力行者和教育改革家。他的思想中有真信仰，事迹中见真精神，人格特质富有感染力，他的不少故事已沉淀在京师记忆深处，是我们可敬、可亲也可学的一个教育家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