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陈垣先生（1880-1971）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作为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宝”；作为深耕杏坛七十余载的教育家，他执掌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政数十年，以育人为本、以气节立身，为国家培育大批栋梁之才。他以“励耘”为精神标识，将爱国情怀、治学品格、教育使命熔铸一生，用毕生实践诠释了何为真担当、真作为、真贡献。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个人名利，而是为国存史、为国育才、为后学开路的千秋功业。其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对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具有深刻启示。 一、秉持学术报国担当，以传世之学铸不朽业绩 陈垣先生的学术生涯，以“有意义之史学”为旨归，不满足于纯粹考据、不做无用学问，而是将治学与国家命运、民族大义紧密相连，为后世树立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典范。 陈垣先生青年时代便胸怀救国宏愿，在时代洪流中不断探寻报国之路。他曾参与筹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以笔为刃，宣传反清反帝思想，是声名远扬的“革命报人”；也曾与友人创办光华医学院，立志以医学强健国人体魄、挽救民族危亡；还曾短暂从政，历任民国众议院议员、教育部次长等要职。然而，目睹“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他毅然弃政从学，将满腔报国热忱倾注于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面对当时汉学中心在国外的学术困境，他立下铮铮誓言：“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以学术自立自强彰显民族自尊。 在学术领域，陈垣先生屡开先河、贡献卓著。“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以精密考证厘清了多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脉络。《元西域人华化考》通过详考130余位西域人士“华化”的史实，揭示了中国各民族不断交融之大势，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包容力与影响力，被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陈寅恪也盛赞其“精思博识，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为中、西、回三种历法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在理论上确立了近代意义的历史年代学。他总结的“校勘四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系统归纳了古籍校勘的基本方法，被胡适誉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道路”；《史讳举例》则为避讳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让“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成为学界共识。这些成果不仅填补学术空白，更以扎实史料彰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民族文化自信筑牢根基。 抗战时期是陈垣先生学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学术报国思想的集中体现。面对当时国土沦陷、士气低迷的现状，他的治学实现了从“专重考证”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深刻转向：“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这一时期，他以书斋为战场、以笔墨为刀枪，完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多部著作，直言“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其中《明季滇黔佛教考》虽记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被沈兼士誉为“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通鉴胡注表微》前论史法、后明大义，借古喻今，揭露日寇暴行，颂扬民族气节，成为鼓舞沦陷区人民的精神旗帜。该书是陈垣先生“用血泪写出的不朽史篇”，他自述在写作中痛感家国沦丧，“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可见，他将家国情怀熔铸于学术之中，真正实现了治学与报国合一、学问与气节合一。 《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 陈垣先生治学注重培基固本、精益求精。他自十二三岁起便系统阅读张之洞《书目答问》，后又精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花费十年时间悉心研读文津阁《四库全书》，打下了无比牢固的文献根基。他主张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通过深入探究史源做到既博且精。对待著述，他反复打磨，常言：“一篇论文或专著，作了不要忙着急于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文章写成后，他总是要请专家、同辈乃至学生反复提意见，曾给学生写信：“文中砂石甚多，殊不满意，请细为雠勘、讥弹，以便洗刷磨砻，至盼，至盼。”正是这种笃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成就了其学术的博大精深。 二、坚守为国育才初心，以桃李芬芳筑育人功业 陈垣先生一生从教70余年，担任大学校长40余年，始终以为国育才、传承文脉为使命，乐教爱生、因材施教，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英才与教育骨干，堪称“经师与人师合一”的典范。 执掌辅仁大学期间，他坚持文理并重、固本强基。创设“大一国文”课程，亲自遴选教师、编写教材、主持授课、统一考试，要求全校学生夯实文史素养与文字表达能力。针对史学人才培养，他开设“史学名著选读”“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等阶梯式课程，尤其“史源学实习”课，引导学生追溯史料源头、考辨史实真伪，以“金针度人”之法传授治学门径。 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教学心得，秉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教导青年教师：站在讲台上要有师表之态，人脸对立而感情不对立；不偏爱、不讥诮学生；多鼓励、少批评；备课要充分、批改抓关键；常走下讲台疏通课堂空气。他教学循循善诱，点到为止又引人入胜，引导学生主动查阅资料、探求知识。这些教育理念与方法，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教育工作者的宝贵遵循。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大批高校南迁，辅仁大学成为坚守沦陷区的重要高校。陈垣先生毅然留守，曾慷慨直言：“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面对日伪威逼利诱，他坚持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伪教材、不设日语必修课，坚决抵制日伪奴化教育，硬是把辅仁大学办成了沦陷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堡垒。课堂上，他讲授顾炎武、全祖望著作，宣扬爱国思想，激发学生爱国斗志；集会上，他借《礼记》典故，怒斥“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暗讽汉奸屈膝行径。在日伪横行的特殊年代里，他“主动自觉地开辟学术文化与教育救亡的战场”，坚守校园，讲诵如恒，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抗战储备人才力量，用教育坚守诠释爱国担当。 陈垣先生为1939届辅大毕业生题词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陈垣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时年72岁的他不顾年迈，全身心投入师范教育事业。先后发表《青年们，欢迎你们来参加人民教师的队伍》《为培养祖国新生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等多篇文章，号召优秀青年投身教育战线，强调师范生既要夯实专业功底，更要涵养家国情怀与教育使命。1962年，在北师大六十周年校庆之际，他满怀深情地写下长诗《今日》，其中两句“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正是他数十年如一日、以育人为乐、以桃李满天下为最大欣慰的生动写照。 陈垣先生的教育贡献，从不在于校舍规模、经费多寡，而在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与甘为人梯的品格。他力排众议，重用仅有中学学历的启功，悉心栽培，使其成为文史、书画领域的一代大师；他赏识余嘉锡才学，力邀其进京任教，成就一代文献学名家；他举荐张星烺等学者，助力其成为学术领军人物。在他的培养下，柴德赓、陈述、赵光贤等一批著名史学家脱颖而出，更有无数毕业生扎根教育一线，传承其教育理念与爱国精神，生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铸就了桃李芬芳的育人功业。 三、砥砺守正笃行气节，以高尚品格立身立业 陈垣先生一生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以高尚品格立身、立业、立言，将爱国情怀、责任担当、无私奉献融入血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先生坚守民族大义，潜心治学育人，绝不与日伪同流合污。日伪深知其学术声望与社会影响力，多次以高官厚禄威逼利诱，邀其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日军曾强令学校挂旗庆祝所谓军事“胜利”，辅仁大学坚决抵制，面对死亡威胁，他以《孟子》“舍生取义”从容回应。 他爱生如子、敢于担当，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进步学生。抗战时期，他尽可能地保护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辅仁师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他亲赴北平警备司令部要人，将被捕学生全部安全带回；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辅仁多名学子被捕，他再次出面营救，守护学生平安返校。这种挺身而出的担当，远胜千言万语，成为学生一生的精神榜样。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三次派飞机接他南下，胡适等友人再三劝说，他毅然选择留下：“我如鱼，书如水，鱼离开了水，不能生存，我不走。” 这看似是一句书生之言，实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抉择。他留下来，不是为了固守书斋，而是要“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北平解放后，他亲眼看到了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心为民的政党，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三月，不知肉味”，思想发生了“剧变”。1949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坦陈“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并批评胡适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的错误的”，真挚地劝告老友：“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这封公开信，标志着他与旧时代、旧思想的彻底告别，展现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 1959年1月，79岁高龄的陈垣先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党使我得到了光明，认识了真理，……使我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八十争先树赤帜”，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名位，而是信仰的最终归宿，实现了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跨越。他入党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投身学术与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信仰，彰显了终身追求进步的精神品格。 陈垣先生阅读《人民日报》 陈垣先生一生简朴，始终保持清廉本色。在北京生活大半生，或租房或住学校宿舍，从未购置房产；生活中粗衣疏食，却倾尽积蓄购买书籍文物；1971年逝世后，家属遵照其遗愿，将4万余册图书、数百件文物全部捐献国家，4万元稿费作为党费上交，真正做到一生治学、两袖清风、全部奉献。他以一生践行初心，将所有一切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彰显了高尚的人格魅力。 四、陈垣先生人生追求事迹的当代启示 陈垣先生以一生实践，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根本问题，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刻启示与精神滋养，指引我们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笃行致远。 第一，坚守国之大者，把事业锚定在服务国家民族上。陈垣先生从办报学医救国，到潜心治学、立志夺回汉学中心，再到育人铸魂、晚年入党，始终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这启示我们，干事创业必须跳出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的局限，胸怀“国之大者”，把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考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把功业建立在求真务实上。陈垣先生十年研读《四库全书》，一生严谨考证，反复打磨著作，以“笨功夫”成就真学问。这启示我们，必须坚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以务实作风成就扎实业绩。 第三，坚守人民至上，把实绩书写在为民造福上。陈垣先生办学以学生为中心，治学以民族复兴为指向，立身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强调：“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这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实绩的根本标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实绩真正惠及人民。 第四，坚持久久为功，把追求融入长远发展上。陈垣先生的学术成就非一日之功，而是数十年日积月累的结果；教育成效，不是立竿见影之效，而是影响几代人的长远贡献。他开创的史学方法、培养的学术人才、传承的民族气节，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启示我们，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既要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更要干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实现短期成效与长远发展有机统一。 第五，坚持与时俱进，把境界体现在自我革新上。陈垣先生一生数次转向，晚年仍追求进步，紧跟时代。这启示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勇于自我革新，在学习中提升、在实践中成长，永葆干事创业的朝气与活力。 “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先生的一生，是爱国救国、严谨治学、潜心育人、守正笃行的一生。他将书斋命名为“励耘书屋”，寓意做学问如耕田除草，业精于勤、深耕细作；他将这种“励耘”精神贯穿于治学、教学与办学的全过程，铸就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传承陈垣先生的学术与精神遗产，就是要继承和弘扬“励耘”精神，像先生那样，在学术的田野上“采铜于山”，在教育的园地中深耕不辍，在时代的召唤前守正笃行，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初心的政绩答卷。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李永明、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