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教师教育的排头兵、“四有”好老师的首倡地和“优师计划”的先行地，回望百廿校史，有一批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他们的高尚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联合策划“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专题，深入阐释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追求卓越和上善乐育的校园文化氛围。

林砺儒（1889—1977），广东信宜人，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22—1930年兼任师大附属中学主任。1931年后，他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新中国成立后，林砺儒历任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林砺儒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倡导并实施的“全人格教育”理念，至今仍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具有启示作用。他长期致力于师范教育，曾在多所师范院校任教，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创校校长，其师范教育思想和实践始终贯穿着人民的立场。著名书画大家启功先生用“是革命先锋的帮手，立教育事业的丰功，为后世学人的榜样，争知识分子的光荣”，全面地刻画了他的教育家风范。

启功为林砺儒的题词

“全人格教育”的改革先驱。林砺儒是改革型教育家，他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是“全人格教育”的早期倡导者和大力践行者。在他就任北京师大附中主任的近10年时间里，附中不以分数、专才为追求，致力于学生的全人格发展。他指出：“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譬如一株树要它十分发育，就要让它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它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全人格教育”的内容，是使学生灵活运用其人格的活动力，“来实地经验各种高尚有价值的生活”，并且激发他们“天真烂漫，为趣味而活动之少年精神”。

附中主任林砺儒

在林砺儒的主持下，师大附中不拘成规，在办学中大胆探索。学校“一切规章制度、课程、教材都是自己草拟，自己试行，自己修订”，成为全国中学教育的开路先锋。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重视教授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如数学科开设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物理科开设初等力学、电磁学；化学科开设分析几何等。学校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成立了各种学科小组和文艺社团，充分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体育活动全校普及，每天有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定期举办运动会。当时的附中学生不以分数高低论英雄，一般学生的成绩是70多分，优秀学生是80多分，几乎没有人刻意追求满分，学生更多的是将剩余精力投入到学习新的知识和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中。在教师聘用上，林砺儒不拘泥于声望和资历，多用思想进步、学识丰富、教学技艺高超的教师，如傅种孙、董鲁安、黄敬思、张鸿来、夏宇众等。1923年，石评梅刚毕业就被林砺儒选聘担任附中女子部主任，还兼任体育教员、国文教员。这在老成持重的人看来是十分冒险的，但事实证明，林砺儒的选择是正确的：石评梅在附中教育成绩卓著，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办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林砺儒对此曾解释道：“石女士教国文，并不是因为没人教而叫她教，实在因为教育界中百分之九十九个半人是主张如此的。主张一人只能教一种专门功课，尤其是体育教员，觉得体操教员不必会写字。现在我要使他们知道一下。”北京师大附中在这一时期培养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就曾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谈起母校和授课老师，他念念不忘：“20年代的北京师大附中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6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谈及林砺儒先生，他深情地表示：“林砺儒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我非常感激他自己和他所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给我的教育，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在林砺儒的带领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附中很快成为办学水平全国一流的中学，“全人格教育”也因北京师大附中的实施成效而辐射甚广。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仍坚持“全人格、高素质”的育人目标，并建有“砺儒楼”，以此来纪念这位为学校赋予教育生命和办学特色的老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门

师范教育的人民立场。林砺儒从事师范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长达30余年，关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高度认同“国民教育本源”观，强调“要把教育事业建设好，决定性的关键是教师”，“师范教育不成功，整个教育也都不会成功”。民国时期，师范教育是否自成体系，师范教育机构是否独立设置，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对此，林砺儒主张师范教育独立论，认为师范教育的独立应表现为训练方针和方法的独立、教育行政的独立，以及师资训练机关的独立设置。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独立设置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是不可动摇的政策”的力行者。林砺儒一生追求进步，坚持教育为国家服务，为国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办人民的教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1950年2月，中央教育部任命林砺儒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为办好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主席特邀林砺儒到中南海，听取他关于师大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计划等情况的汇报，指示“今后北京师范大学应当加快发展，培养更多的合格教师，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则要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使其在各方面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起到示范作用”。如何办好人民的师范大学？林砺儒的回答是：“政治、教育与学术合一。这个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更要有学术的志向，“要精通学术，赶上学术的最前线，才配作人民的中学教师”。他主持修订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在这一时期改造的基本依据和治校指南。

1950年8月，林砺儒校长代表北京师范大学请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对此非常慎重，共书写了三行供学校选择，这体现了毛主席对北京师范大学办学的高度肯定和期望。毛体字的校名北京师范大学一直使用至今。林砺儒离开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岗位到教育部任职后，仍关心着北京师范大学的建设和师范教育的发展。1962年，他撰写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一文，期望北京师范大学“把培养新中学师资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高等师范教育方案”。对于师范大学办学中“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问题，强调“师范性”决不是“不学无术”。师范院校的各系科不能仅满足于“向综合大学看齐”，“应该力争上游，超越综合大学，才可以显出师范性”。

1962年林砺儒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讲话

品高学厚、业勤艺精的教师职业追求。林砺儒认为教师关系国家兴衰，是“为国家发展生命的”，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享有相应的待遇。理想的教师“须有为有守，是入世的，有积极的服务心，浓厚的社会性”，要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教师要有高度的政治素养和丰厚的学养，不能“成为一个庸俗的教书匠”，要爱生善教。“我们的立场必须正确而坚定，我们的学识必须是淹博而湛深，我们对学生必须热爱而真挚，我们的教法必须是鬼斧神工。”长期以来，包括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都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教师的生活清贫状况却难有根本的改观，林砺儒一生都为教师们呼吁和争取。上世纪20年代，他发文呼吁社会注意教师的待遇问题。上世纪30年代，对于师范生毕业后集中于大都市，不愿意到乡村服务的现象，林砺儒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主张教育行政机关应该负起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去救济师范生，“要给教师们以为善的生活条件，不可空口拿一顶道德的大帽子给他们戴上！” 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提高教师地位，“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连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

林砺儒一生从教，无论是作为教师、校长还是教育部领导，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上世纪40年代，他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由于学校初建，教室与师生宿舍相距较远，年过半百的林砺儒不辞辛苦，天天拄着拐杖与学生一道来回奔走，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未迟到过。他授课技艺高超，上下课时间把握精准，“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往往使听者有茅塞顿开之感”。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林砺儒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依然坚持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等教育研究”等课程。顾明远先生有这样一段回忆：“林砺儒先生是我的老师。解放初期我在北师大教育系学习，他是我们的校长，并给我们讲中等教育的课程。他讲的内容已经不能具体记得了，但他的严肃而慈祥的音容至今难忘，尤其是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的精神更使我时刻铭记在心。”

淡泊名利、乐教爱生的人师风范。林砺儒相信“教育为人格与人格的交感”，“最良的教育方法就是最良的教育家的人格”，教育家的人格能够发挥最大的教育力量。他持身谨严，处事公正，不从流俗。上世纪20年代，北京师大附中因教学质量高，每年招生的时候，学校教职员都会收到几百封请托说情的信件。林砺儒为此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指出招生说情的行为“其害等于洪水猛兽”。考生的父兄暗中请托，实则“自误其子弟，而且对不起国家”。在他担任附中校长期间，学校招生对考生一视同仁，决不徇私舞弊。校长作风既关系一校，也影响一域，林砺儒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做校长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也不是统治学校逞威风，而是教育青年、改造社会。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北京师大附中形成了诚爱勤勇、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也影响了这一时期北京的基础教育生态。

他爱生如友，毁家兴学，胸怀国家。作为师长，林砺儒主张教师与青年要平等相处，要在“透彻的、正确的了解”青年的基础上，与他们“做一个无诈无虞的朋友”。他与青年学生融洽无间，受到了大家的衷心拥戴。1925至1927年，政局动荡，经费竭蹶，北京师大附中曾经半年得不到一分钱，林砺儒两次返回广东老家，出售家中田产房屋，以帮助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他不尚虚名，不重官阶，却珍视教师的职业身份。民国时期，有些省请他当教育厅长，鉴于当时的政治黑暗，他毫不犹疑地谢绝。新中国成立后，林砺儒担任中央教育部领导期间，有学生去北京看望他，称他为“林部长”时，他总是说：“别叫官衔，叫老师我最喜欢！”1973年，林砺儒自拟挽联：“服官自笑立仗马，遗稿尚无封禅诗。”在林砺儒看来，官衔仅是一种行政身份，为官是服务人民的一种形式。他自信一生不曾欺世媚上，真正做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与林砺儒相知甚深的叶圣陶先生看到此诗，发自内心地认为：“恰如其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曾为他撰写对联：“远见卓识教育先驱，言传身教后生楷模。”

楚图南为林砺儒的题词

林砺儒一生辛勤耕耘教育园地60载，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是北师大人怀念的老校长。他富有远见的“全人格教育”理念、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献身教育的高尚节操、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可贵品质，在北京师范大学坚守教师教育核心使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北师大人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