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1928— ），江苏南京六合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该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史、古印度史和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主要著作有《史苑学步》《史学、经学与思想》《古代中国与世界》等；代表论文有《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等。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贯通古今中外，横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能否分享一些您的读书经验？
刘家和：无论是学生时期还是工作后，我们总会面临一个现实：要读的书太多，而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终究有限。因此，掌握一种高效筛选信息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我的经验是，读书可以先看目录，提纲挈领了解大概，以便将来使用时细读有关内容。好比新去一座城市，先买张地图，搞清楚几条主干道的位置，心里就有了底。读了目录，再读序言。序言里介绍本书的主要观点，可迅速了解背景知识，这是一条比读全书更快的捷径。然后去精读书中某些论述，分析其论述逻辑是否合理，做出评判，可以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还要读书后的参考书部分。参考书也分层次，有通识类参考书，有专业类参考书，也有原始材料，大概能体现一本书的知识结构。
我在学生时期有志于研究中国古史，大学毕业后却因工作需要从事外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只能把中国史当成业余爱好。那时我住在离西单商场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每天工作到黄昏时不免有些疲乏，一般就去商场里的旧书店逛上一小时。进书店先是广泛地看看，边看边考验自己的目录知识，作为娱乐。对于眼生的书，每次挑一种翻开看看序言、体例等项，回家后再查阅目录书以作印证。如此日积月累，不了解的书逐渐减少，眼界日益开阔。当然，泛览之外每次还要找自己关心的一两种先秦书看看，凡有不同注疏者，都力求了解其各自的特点。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十几年不停地逛旧书店，本来并未认真当一回事，没想到竟然为我以后继续研究中国古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目录学知识基础，使我的研究有可能进入较深的层次。
记者：您广为涉猎各类书籍，是如何消化变为自己的研究基础？
刘家和：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读过的书是不是“我的书”？“我的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经济上的，书归属于我；一种是心灵上的，读书时与作者心灵交通，我的心在书里，边读边产生心灵感应。读书时边思考边记录和批注，这本书中有我的理解，也有我对他的批评，所以它就不仅是作者一人的了，而是与我对话的良师益友。但仅此还不够，关键是要有意识地根据兴趣和志业建立一个有效的框架、合理的知识结构。对于一本书，上知其属于哪类，下知其本身的结构。人的认识是里应外合的，当我们对某个课题进行研究时，就能从已有知识网中迅速调出与之相关的信息。如何建立？就是刚才所讲的，大量地看目录、读序言、读书评，迅速形成自己的基础。
我理解的读书治学不外乎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求得知识。主观对于客观有了了解，客观正确地反映到主观中来。第二层是转化能力。当客观进入主观以后，知识要化为能力。有知识而不能运用，犹如积累了大量燃料而未使之燃烧，是产生不了效能的。知识不能直接成为能力，需在知识结构中占有一个位置，与其他部分关联。知识成为能力后，就属于自己了。但是，把知识用于解决问题始终是功利性的。第三层是融为鉴识。知识和能力都是具体的，而鉴识却是一般的。一旦经反省而对知识与能力有了自觉，就开始有了正确运用能力的修养与水平。要能够超越功利性，升华为喜好鉴赏的境界，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三个阶段中，知转为能的时候，回到了自我，但这个“我”还在能力与客观的层面；到了鉴赏阶段才是回到了真实的自我，这时的“我”便不是自私的，而是有了独立人格精神。
记者：您向我们介绍了建立知识结构的重要性，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是否还适合当下快节奏的时代？
刘家和：我的观点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说的博览不是没有范围的，比如我认为历史学专业应当要有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的基础，四门学科形成一个知识框架，后三者就是砍柴的刀，刀快，砍柴效果自然就好。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有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多个学科领域组成的知识结构必然广博，但是，各个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横向关联、相互交融的。我们读书时将所读内容放在知识结构中消化、分析，由于各领域有相通性，新读到的东西与头脑里的知识发生碰撞，很容易产生联想。你的知识结构越丰富，内应能力越强，想法就越有深度。这种联想带来的问题才能引导我们向深层次思考，让知识结构向纵深发展。
现在我们也不缺材料，因为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但获取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脱离了原生的上下文与整体结构，就容易被误导、被遮蔽。读书、做学问切忌掉进这些陷阱，掉进去就动不了了，应该如同进入新疆的坎儿井，各个井的下面是通着的。总之，每个人头脑里都有一个知识结构，关键是要将结构的各个部分激活，让碎片各归其位，产生更多的联想以及问题。
记者：我们常说厚积薄发，但由夯实基础到产生新见，如何发生这中间的关键一跃？
刘家和：真正的创新，一定是深入传统里面去，从传统中发现问题、迎接挑战，才能够扬弃，才能有创新。创新的英文就是突破(break through)，没有突破怎么能创新呢？那么突破的对象是什么，问题从哪来？这就是基础与前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突破的问题不能凭空想出来，必须从传统中来。要深耕传统，知道它在哪里“卡壳”了，深知其利弊，才能看出真问题。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论文，作者自认为是创新。可是，如果他把要解答的问题放在一边没有回应，恐怕也很难说是真正的创新。
我所说的挑战，不仅是指别人向我们发起的，也有我们向自己提出的挑战。换言之，就是要不断严格地质疑且追问自己。每提出一个见解就要质问自己，材料可靠吗、逻辑清楚吗？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问下去，就像是导师改文章、领导改文稿，在不停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中前进。其实，这样的自我挑战历程，往往与回应外来挑战的历程相一致，经得起自己问才有可能一步步回应他人的挑战。老子曾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人的智和胜人的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限度的，因为到底是否能知、能胜，要因对象的条件而变；而自知的明和自胜的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却是无限度的，只要有自知、自胜的志愿和理想，无论是谁都阻挡不住你。所以，人必先自知，然后才可能知人；必先自胜，然后才可能胜人。
记者：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回应挑战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是什么？
刘家和：如果说印象最深，莫过于回应黑格尔对“以史为鉴”的挑战了。现在网上有句话传播很广，“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大部分人认为是黑格尔的哲言，其实并非他的原话，原文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经验和历史给了我们的教训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从来就没有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而且也没有依照那些就算是从其中抽绎出来的教训行事”。这句话看起来机警锋利，实际上却是一个悖论。如果肯定主句，就代表承认了历史经验是能给我们教训的，那么，后半句说从来就没有人能学到任何教训就不能成立。反过来说，如果副句的判断成立，那么主句说的教训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再看他的语气，用了虚拟语气“那就算是”，代表了他从根本上怀疑，从变动不居的历史经验中能否抽绎出真正有效的、具有普遍性的教训。为什么他会如此怀疑？这就必须进入他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理性，也就是他所说的绝对精神，是历史的前提和主宰，历史不过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轨迹罢了。理性规定历史，而不是从历史经验中归纳出理性。因此，回应黑格尔不能止于指出其悖论，还必须触及其哲学内核。为此，我写了《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除了剖析他的逻辑悖论，还进一步讨论了即使历史教训存在，人是否有拒绝的自由，在古今变易中是否存在相通的经验，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读读。
记者：您为何把这次挑战看得如此重要？
刘家和：因为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国理性的根本。有人或许认为，黑格尔已是近两个世纪前的哲学家了，其后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历史给予了更同情的理解，黑格尔的偏见早已被克服。但是，黑格尔的命题本身一直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认真回应，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甚至今天还在网上流传着它的简化版。回应黑格尔，不仅是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智慧传统作辩护，更是为了在哲学层面上澄清并捍卫这种基于历史经验进行思考的理性路径。
黑格尔的思想扎根西方哲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认为，真理或纯粹理性只有在永恒中才能把握，像是巴门尼德永恒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都是逻辑推理出来的，是抽象不变的，这种与生活无关、超越时间与历史、追求普遍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是“逻辑理性”。而我们自古以来是以史为鉴的，从变化中把握真理，所以按照黑格尔的哲学观，中国历史是没有理性的。我要强调的是，理性并非西方人独有。过去很多学者，比如林语堂、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人不注重理性活动，缺少逻辑和抽象思辨，更加重视经验性的体悟和直觉。但是理性不仅包括逻辑理性，还有实践理性、审美理性、历史理性等，这些部分组合成理性结构。我们注重在具体历史脉络中探寻规律，从变中把握常、常中把握变，这叫“历史理性”。古代中国就是历史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早在《尚书·召诰》中就记载了周公的言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以史为鉴的自觉。后来儒家讲“因革损益”，有继承也有改变，通过“异中见同”来获得借鉴，思维方式更近于一种辩证的、在时间中展开的智慧，只不过在文化传统如此深厚的条件下，很难使损益达到质变。因此，并非中国相对西方没有理性，而是思维方式有差异，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都对人类有贡献，缺一不可。
记者：您对理性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当下，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空间里都有一些非理性的、极化的言论，对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提出了挑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刘家和：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是紧密的，总体来看历史理性受逻辑理性支配。人与人对话，只有符合逻辑才能交流。也就是说，人离不开逻辑。一篇文章写得好，对读者来说就是对话，读者听到觉得合情合理，合理就是合乎逻辑，比如你不能既吃了早饭又没吃早饭，不可能有中间状态，这就是逻辑学里的排中律。一切科学学科，包括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都是以严密的数学逻辑为基础的，每条定律都有相应的数学公式表示。历史考证也必须依靠逻辑，史书中前面说有某事件，后面说没有，这就需要依据其他方面的材料进行逻辑推理来决定有无。
然而，有时在社会层面，仅靠逻辑理性分析和解决问题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逻辑理性是强调非此即彼的，易导致强加于别人。逻辑从抽象开始，一抽象就超越时间和空间，不结合实际情况地排他，就像“文明冲突论”，强调不同的文化及文明的差异是引起冲突的根源，而世界需要包容性、需要多元化。回到社会层面，有时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极化对立的状况，眼前问题的根源可能并不在当今，而在于过去，只是经过了技术放大。仅仅靠抽象思维简单归因于某个群体或个体的差异，而不去追问这个现象是怎么演变来的，其背后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很难化解冲突矛盾。再者，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不是纯理性动物，很多情况下感情支配人的行为。人性的善恶或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只有从历史中才能理解。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才有偶然性，而以逻辑理性推之，历史则没有偶然性，全是必然的。很多政策像王莽的“王田制”、王安石的“青苗法”，逻辑上没什么问题，却忽视了人性这一重要因素。历史理性关注人的情感，强调“变”中有“常”，寻求历史所以然，因此能够引导人们设计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种更具纵深感和包容性的思考框架，或许更加贴合理性平和的需求。
记者：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活力源泉。您刚才讲了学术创新的逻辑，是否也适用于文化领域的创新创造？
刘家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然而文化的创新创造其实并不容易。传承之物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传承的层次、制度文化传承的层次和精神文化传承的层次。物质文化层次的传承一般都是具体的器物及消费品，只要有一定的条件，人们总会不断改进自己的器物和用具，而这一层最容易以革旧为新的形式出现，当今变化也是最快的。就像古代的胡服、近代的洋服，虽然起初受到过一些抵制，但是很快就被接受了。制度文化传承的稳定性高于物质文化层次。例如，察举制度在两汉实行了近四百年，九品中正制度从魏晋至隋前也实行了近四百年，科举制度则自隋唐以至清末实行了近一千三百年。这些制度在实行中不乏变化，但皆是修旧为新，这样的稳定性与一定的社会集团利益稳定性有关。
精神文化层次上的传承，具有更深层的稳定性，也是最难创新的。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人类在文化上要创新创造，只有不断地提出更高级的问题或发生更高级的错误，才能不断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人类的头脑里并没有事先安排好一个全部现成的知识宝藏，不能靠某种顿悟从宝藏里获取新的知识，更高级的突破也只能发生在累次突破的积累。问题和突破的对象，是创新的动力。深入了解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是掌握传统的两重性，问题来自传统，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也在传统。传承之流中的连续创新，既为新的创新提供了有待突破的问题，又为新的创新准备了能力。当今不可能与过去决裂，某些最激进的与传承决裂的做法，不管其动机为善或为恶，其实际都是某些旧的传承之物的变形再现。现在我们讲“第二个结合”，破除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误区，讲出了传统与现代并非简单的对立或断裂关系，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这为理论和实践打开了创新的空间，在传统文化中寻找需要改造和突破的问题，寻找创新的资源，实现由内而外的自我突破。
原文刊发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6年08月“思政会客厅”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