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教师教育的排头兵、“四有”好老师的首倡地和“优师计划”的先行地，回望百廿校史，有一批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他们的高尚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联合策划“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专题，深入阐释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追求卓越和上善乐育的校园文化氛围。

李蒸（1895—1975），1930年开始执掌北平师范大学，1945年卸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北京师范大学历任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李蒸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等职，是1949年南京政府北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李蒸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独立建制的坚定维护者、中国现代民众教育的开拓者，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师范大学西迁陕甘办学的掌舵人。他以“民族之托命在教育”的强烈使命感，立足并深耕师范教育园地，将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学精神和追求拓展于西北大地，为国家师范教育、民众教育、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民族之托命在教育。李蒸是民国时期教育救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国难日益深重。李蒸经过长时期的观察思索，认定“只有走教育这条路方能救国”。对于如何实现教育救国，他主张最关键的是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以及实施教育的不同方式（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都要一贯的以‘养成国家观念’与‘培养民族意识’为主旨”。李蒸强调，国难时期，“民族之托命在教育，教育之本源在师范学生”，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当以民族存亡之责，肩诸一身，更以身作则，使全国男女儿童及青年，起而负荷此艰巨之责任，涵养其情感，锻炼其意志，鼓舞其大无畏之精神，为民族生存而牺牲奋斗”。李蒸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校西迁陕甘办学时期，他在每次纪念周的周会演说中，都会阐明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以坚定师生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民众教育是李蒸实现教育救国的重要途径，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他曾赴美国中南部参观和考察乡村学校。学成回国后，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确信民众教育“乃中国唯一之出路”，主张“师范学校应兼办社会教育，使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改造社会”。在李蒸的领导下，学校先后在北平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在城固成立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在兰州开办国民教育实验区。他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民众教育中来，并希望以此实现发动民众抗战救国的志愿，“如果不能赴前线杀敌，就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与能力在后方服务以增进国家的抗战的力量，而服务的方式以兼办社会教育为最简单易行，这也是大学同人报国的最好机会”。

李蒸题词：民众教育是唯一的救国之道

师范大学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李蒸是民国时期师范教育专业化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师范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强调“师范教育乃是一切教育之母”。上世纪20年代以来，针对当时教育界所存在的各类取消师范院校独立设置的言论，李蒸在多种场合为师范院校呼吁。他认为，虽然普通大学也可以研究一切理论的和实际的学术，但是“教育化的教师只有在专设的师范教育机关中才能产生”。20世纪30年代，受经费困难、教育界派系斗争等因素的影响，高等师范院校遇到了严重的办学危机。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要求北平师范大学停止招生的训令，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提案“停办师范大学”。李蒸与全校师生、校友据理力争，开展各种形式的护校运动，最终使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北平师范大学得以保存。与此同时，北平师范大学也开始调整办学定位，开展校务整理工作，力求办出师范大学的特色，以突出普通大学无法取代的方面。为此，学校成立了“校务整理委员会”，制定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重新修订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组织大纲》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则》。规定北平师范大学的办学宗旨为：“以造就中等学校与师范学校师资为主，并以造就教育行政人员，及研究教育学术与适用于教育之专门学术为辅。”校务整理期间，北平师范大学在院系设置、管理体制、课程设置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聘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对学生入学和学习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学校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校舍、设备、图书等扩充建设。李蒸所领导的校务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1936年统计，北平师范大学历届毕业生80%以上服务于教育界，他们大多数人“能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卓然有所建树”。在李蒸的带领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北平师范大学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北平三大高等学府之一。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门

1932年校务整理委员会通过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

“吾道西行”的掌舵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高校面临存续危机。为延续中华文脉，服务全面抗战事业，平津高校纷纷内迁办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一起辗转西安、城固，作为骨干院校先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并序连黉、弦歌不辍。西北联合大学解体后，北平师范大学改称西北师范学院，此后又继续向西，迁徙到兰州办学。李蒸作为校长，带领广大师生涉险关、破难局，筚路蓝缕，在西北开辟基业，在经费匮乏、教学条件简陋、生活条件困苦等一系列困难面前，实践了“以有余之精神补不足之物质”，将北平师范大学的传统和精神，扎根于西北大地。在抗战烽火中，他聘请了著名学者焦菊隐、李庭芗、顾学颉、沈亦珍等来校执教，使得学校具备了较强的师资阵容。在兰州十里店的黄河岸边，他主持兴建了教室、学生宿舍、饭厅、实验室、大礼堂，为西北地区建设了一座“上至研究所，下至小学幼儿园，无不俱备”的最高教育学府。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地瘠民贫，教育异常落后。北平师范大学及后续的西北师范学院，积极承担西北各省中小学师资培训辅导工作，以及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六省的中等师范培训工作。学校还恢复设置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以通讯方法研究解答小学教育实际问题。对于学校毕业生，李蒸号召大家要承担起对于社会国家民族之责任，发挥吃苦耐劳的精神，以西北为服务领域，参加到开发西北的大业之中。这一时期的师大毕业生大多以西北为家，辛勤耕耘，“致力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成为开发西北教育、服务西北社会建设的先锋和主力，为缩短西北地区与东南及沿海沿江一带的教育差距，为中国教育的均衡化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建成的大礼堂（兰州校址）

教育者应以教育家自勉。李蒸是一位具有教育家品格的楷模，作为一校之长，他处事公诚，处处以身作则，受到师生的爱戴和社会公众的推重。他注意培育学生的各方面修养，要求他们要做好“教师修养、服务精神、丰富学识、健全体格”四个方面的准备。对于前两个方面，他解释为，“所谓教师修养者，即教师品格的修养，做教师应当有高尚品格。高尚品格不是一般所谓清高，不是消极的不做坏事，而是能表现一种高尚行为的人格”；“所谓服务精神，就是要认识人生是为服务人群的，要养成厌恶自私自利的心理与习惯，要能牺牲小我而为大我。”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教师修养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他认为，作为一名教育者，要有特殊的修养与态度，并把其具体为“爱”“敬”“信”三字条件。其中，“爱”是教育的根源，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的过程；“敬”就是专一，对教育要有专业的兴致；“信”就是信任、信赖。当教师的要相信学生将来能够成才，作学生的要相信教师的指导是正确的。“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还要更进一步，要对教育有精深的研究，要作一个教育家。”对于教育家所承担的责任、使命，所应具有的修养，李蒸认为：“教育家不但是办理教育事业的成功者，而且负起社会教化，转移风气的责任，实为关系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主力”；教育家的有形或无形的使命，是“树立作人的模范”；教育家需要更高的修养，“其修养功夫必须首重品格修养，次及体格锻炼，再次为知识技能的研习”。在精神修养方面，教育家还要具备“知、仁、勇”的三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孔子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精神。李蒸对于学生要做教育家的期待，无疑对同学们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激励他们胸怀更高远的理想抱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李蒸不仅是这样期望和要求学生的，对于这一切，他是修于身且践于行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切能以身作则”。对于学校教职工，他以“亲爱精诚”“互助合作”作为相处之道。对于学校的教授，他优礼有加，使得整个学校能够“保持吾国尊师重道的风气”。同学们遇到实际困难向他求助，他总是想方设法为之解决。每天早晨的升旗仪式和早操，他只要在学校，无问寒暑都亲临现场。这种身教对于学生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既深且远的。1946年，为表彰李蒸对于西北教育的贡献，兰州市政府将十里店的一条公路命名为“李蒸路”。

李蒸题词：尊严师道 继往开来

李蒸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将教育视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级教育的根本，坚信师范院校在培养师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对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子努力做教育家的号召，对于教育家应具备的各方面素养的阐发，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的当下，更加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